华中农大学生,坐在田垄上的人

  “何老师下午是体育课,你带着孩子们玩玩吧。”要是搁在平时,这个时候本应该是放假了。可是听到有新老师来,孩子们也不愿意放假了。家长们也忙着灾后重建的事情,把孩子放在学校总比到处乱跑强。

据武汉晨报报道,近日,22岁的华中农业大学2003届本科毕业生徐本禹被提名为今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20名候选人之一。  “我只想朴素报恩”高高的个儿、方脸庞、眼睛高度近视……这名普通的农家学生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来自山东聊城郑家镇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据徐本禹自己介绍,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母亲在家务农。徐本禹靠勤工俭学每月可获得50元的报酬。但他留下7元零花,将43元捐给山东一个面临辍学的小学生孙珊珊;第二学期,学校发给他300元特困生补助,徐留了100元,其余的全部捐给了“保护母亲河”活动;有人资助他500元钱,徐将钱分别寄给了两名贫困生;获得6000元国家奖学金后,他取出2400元留给了系里的老师,定期寄给沙市的孤儿许星星作生活费。徐本禹常对人说,他只是在尽力帮助像自己一样贫困的人,因为他也收到过别人的很多帮助。“我所做的事仅仅源于朴素的报恩心理。”大二那年,徐本禹带着5人支教队,走进了贵州山区大方县一个名叫狗吊岩的落后地方。因为,他在报上看到:那个至今水电不通的村子里有着许多渴求上学的孩子……出行前,徐和同学在三镇奔波开展募捐活动,最后带着募捐到的三大箱子衣服、一袋子书籍和500元钱前往贵州。一个月的支教活动结束了。临走时,一群学生簇拥在他身旁,有的还将煮熟的鸡蛋塞进他的背包。孩子们抹着眼泪问:“老师,你什么时候能再来?”———这些孩子不知道,徐已准备考研究生。但他还是答应毕业后就回来。  操场绕圈跑选择读研或支教在返校后选择读研还是支教的那些日子里,徐每晚围着操场一圈一圈地跑。跑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回到宿舍后,他鼓足勇气给父亲打电话,但父亲气得挂断了电话。徐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家现在还是土坯房,上大学的学费还是找乡亲们借的。“哪怕是读不成研究生,我也要去贵州,那里太需要我了”。徐本禹说他无法忘记在那里的孩子。就在徐即将放弃支教时,事情有了转机。学校研究生处经过研究决定,如他去贵州支教,同意保留其学籍两年。  学会看着照片说话今年4月,徐回到母校作报告时,他说:“我很孤独,很寂寞,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本以为会听到豪言壮语的同学们惊呆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狗吊岩是一个“信息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晚上只能点油灯照明,寄信要走18公里的崎岖山路,跳蚤几乎让他无法入睡,饮食不习惯,水土不服,生病……一系列的考验接踵而至。一个又一个的志愿者先后离去。8月1日,最后一名同伴走了。但徐留了下来,每天六节课坚持教着这些闭塞、接受力差的孩子们。“在没有电和收不到信件的日子,我非常孤独,只能靠收音机获取外界信息。一遍一遍翻看以前的照片和信件,与照片上的家人、同学和朋友说上几句话。”他说。但经他的努力,“孩子们可以听懂普通话了,与人交流也不害羞了。”徐的到来,为狗吊岩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学生也渐渐多了起来。以前,学校只有140名孩子,他来后,学生人数增加到250多名。母校捐助8万,36名志愿者进驻贵州徐的事迹很快在华中农大传开了。今年6月26日,学校领导去了徐支教的地方,让他们深受震动的不是那里的贫穷,而是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渴望。“屋顶大面积破漏,用塑料布和硬纸板遮雨。地板四处开裂,走在上面提心吊胆;课桌残缺不全……在这样的教室里,孩子们上课还是那样的认真、专注……”徐本禹的母校决定捐助8万元,用来为当地小学修建新校舍。今年7月11日,华中农大又将选出的100幅在大方县拍的照片,配上简要文字,以《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为题发到了“天涯”网上。接下来的情形让人感到意外。仅仅几个小时,存放照片的服务器就因为访问量过大而发生堵塞。接着,跟帖的数量急剧增加。几天时间,这篇帖子被100多家网站转发,点击总数超过百万次。不久后,来自国内外要求捐款捐物的电子邮件接踵而至。截至8月29日,共有36名志愿者申请去徐所在的地方支教或考察。当地受捐赠的小学生达188人,捐助资金达13760元。来源:新闻晨报2004年12月06日

学校是矗立在半山腰一处不足100平方米的场地,没有老师,没有操场,甚至没有一间完好的教室。村支书将一间房屋腾出来,供谢彬蓉居住。这间潮湿、昏暗、破旧的房子,便是谢彬蓉的卧室、厨房和办公室。因为海拔高、气压低,她常常吃着夹生的米饭;尽管用了老鼠药和粘鼠板,房间里老鼠依然“猖獗”;因为洗澡不方便,她经常几十天才能下山洗个澡……

  在和大家依依惜别之后,我回到了上海。或许是已经习惯了在龙门村的闲情逸致,再回到崇明学校反而有些不适应。

“教书育人就是一件大事”

  村支书家的虎娃子来叫我回去吃饭,在村口小山坡的草坪上不知不觉又躺了一个下午。从这里望着村子里炊烟袅袅,还真有一种断肠人在天涯的错觉。吃完晚饭后,我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手里摇着蒲扇,旁边的八仙桌上还放着一碗盖碗茶。夏日的傍晚,蝉和蟋蟀的叫声交措起来听还是挺和谐的。

如今,谢彬蓉带着30个孩子已经走进第3个春秋。每次孩子们有细微的变化,她都会记录在日记本和微信朋友圈里。“孩子们过了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排练的节目获得乡里第一名”“去西昌四小游学,孩子们见识到城里的世面”“战友寄来了保温盒,孩子们可以吃上热饭了”……

  在机场,家里唯一支持我的姐姐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安心的去,缺什么给她说。父母她也会照顾好的,只是希望我能常回家看看。

方便面和鸡蛋在扎甘洛村是相对奢侈的食物,况且原生态彝家吃饭不习惯用碗,但孩子还是找到一个碗并洗干净给她送来。

  故事,还在继续。

有了坚定的信念和家人的支持,2014年2月,谢彬蓉像当初大步迈进军营一样,毅然背起行囊,走向海拔3000多米的大凉山。

  “何老师,教务处让你去一趟。”大考前模拟考试统计报上去之后,坐在我对面桌的老师对我说到。

即便此前已有了心理准备,但到了村子后,谢彬蓉才发现这座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远比她想象中更贫困、更落后。

  我正式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时候,地震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正是灾后重建时期。我实习的崇明学校按照教委要求,选派一名优秀的青年教师与市里组成的支教服务队一起去支援灾后的教育工作。

不久后,扎甘洛村小学组建了一个由30个孩子组成的一年级班。开学第一周,谢彬蓉没有排课,而是组织孩子们开展军训,教孩子们站军姿、走队列、做广播体操,教他们刷牙、洗脸,教他们懂规矩、讲礼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文明行为。

  回到办公室的我,突然有了些困意趴在桌子上眯了一会。在梦中,第一次梦见远在四川的龙门小学的孩子们。我的心里有了一股强烈的信念感,是时候回去了。我从抽屉里拿出了纸和笔,写下了辞职报告。交到了正在开校长办公会的母亲的办公室,无声无息的离开了学校。回到家里,收拾着行囊准备离开。

“自我担任村支书以来,扎甘洛村小学一共来过16位教师,谢老师待得最久。”村支书吉克古克说,他每天早晨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孩子们整整齐齐坐在座位上,听着他们银铃般的朗朗读书声。这个场景吉克古克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自从谢老师来了,他才发现,原来扎甘洛的孩子们也可以和电视里的孩子一样。

  “我…我是文学院毕业的,不会教体育啊。”我有些不知所措的回答到。

“教书育人就是一件大事。学生有了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了良好的生活方式,有了开放的视野,才有改变贫穷面貌的信心。”

  我以为他只是随便问问,问完了会去玩了。没想到他接着问我,他爸妈是不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美而不要他了。我忽然想起以前听村支书说过,虎娃子的父母去了北方的大城市打工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我有些后悔和他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了,不应该和他这样一个孩子高谈阔论什么梦想,或许他现在只想有一个完整的家。

每到春天,风儿就会带着蒲公英的孩子们,

  我和本省一所师范学校数学系的大三学生赵凝被分到了相对较为偏僻的龙门小学,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有了一种再也离不开这里的感觉。

5年来,谢彬蓉放得下城市的繁华,却放不下彝村的孩子,像一只“候鸟”,给大凉山的孩子“衔”去知识和爱,帮他们张开梦想的羽翼——

  这一次母亲一反常态,虽然她算的上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可是她看见我辞职报告里写的离开崇明,过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她知道,我自从回来以后。准确的说,应该师肉体回来之后,心一直没有回来。我辞职之后,一定会回到那个偏僻、贫穷的龙门小学的。她哽咽的说:“你知不知道,父母在不远游。”我应该能够明白母亲的心情,她不希望我去受罪。

谢彬蓉说,听说她来到大凉山支教,不少战友和亲戚都打来电话劝她,说她有资历有技术,为什么不去大城市做些大事,而要去偏远的地方支教。

  我想也没想便回答到:“外面的世界很美,你要认真读书以后就能走出大山。”

老师,什么是风和蒲公英的约定?

  三个月的支教生活,日子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了。领导打来电话,通知我让我准备一下回来的行装。

“那时,我就动了支教的心。我读的是师范院校,能派上用场。”谢彬蓉说,“这也是履行一种责任。部队培养我多年,即便离开了军营,我还想把自己所学回报给社会。”

  晚饭前,家里的气氛很明显和平时不同。父亲、母亲,还有我在外地工作的姐姐都坐在客厅里,好像是在等我。

扎甘洛村,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瓦古乡。村庄隐匿在深山里,通往村庄的山路一边是陡峭崖壁,一边是万丈深渊。记者乘车走在盘山公路,连绵不绝的山峰一座接着一座。当车辆驶入一条小路,爬上山坡,远处零星散布的彝家寨子便出现在笔者眼前。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