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郁的文学,如湘水般奔涌的文学书写

二湘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让小说家感到焦虑、无奈,甚至愤怒。直击现实,给以执拗而尖锐的呈现,并辅以思考之力,便是艺术之神赋予他们的使命。这种现实主义创作面向是2013年中篇小说的主流。
关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很容易流于一种简单的揭露和批判,很难有历史的纵深感和复杂的文化气象。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试图表达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深层反思。以个体生命的遭际观照整个时代变迁,企图揭出时代的病根。主人公涂自强来自深山里的乡村,读书求业都显得卑微不堪,困难重重。尽管农家子弟那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他身上得到顽强的继承,但农家子弟的都市生存依旧寸步难行,悲剧照旧不可避免地发生。涂自强的个人奋斗史折射出整个时代的精神症候。陈应松的《去菰村的经历》是对乡村政治的冷峻追问,这种追问在隐约的叙述中直插问题的核心。小说主人公省作家协会陈主席费尽心思,虽未能真正走进“菰村”
,但选举真相已在不言中。
婚姻情感题材的作品是这一年中篇小说创作的重头戏。这类小说在审美上表现出某种内向化掘进的趋势,在对灵魂内部的打探中展示分裂与弥合的精神图谱。迟子建的《晚安,玫瑰》把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延伸到文化层面,并探讨处于困顿中的女性的精神信仰问题,比如女性如何在爱恨纠结中安置自我,如何让自我在爱恨悖论中得以超脱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这部小说的思索品质。薛舒的《我们结婚吧》在世俗与浪漫之间展开想象,以略带荒诞意味的叙述观照女性复杂纠结的结婚心态。苏羊与徐麟同居六年后,在徐母“死不瞑目”的威胁下准备结婚。而直到结尾,他们竟未领到结婚证,这种悬而未决的人生状态,预示着现代知识女性在世俗现实中,难以把握自我的迷茫心态。
2013年中篇小说创作尽管少有技术层面的多样开掘,但故事形态的跌宕多姿和小说主题的多向度展开为读者提供诸多新鲜的审美经验。归隐是徯晗的《隐者考》和鲁敏的《隐居图》的小说主题,两部作品以不同的方式描画我们这个时代的异类生存图景,由此传达出现代人纠结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人生况味。马金莲的《长河》在对死亡的凝视中,向我们敞开了被恐惧和疼痛所遮蔽的那种高贵和洁净的生命色调。苏兰朵的《百合》通过对几代人情感世界的打探,发现历经岁月沧桑的磨砺和淘洗后,爱情是那般坚韧和纯净,弥足珍贵。残雪的《道具》以向死而生的精神操练之图,展示了她对潜意识世界的不懈探索。张炜的《小爱物》和陈河的《猹》借助对灵异世界的想象,在人类与生灵互相观照的生态谱系中,展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回顾2013年短篇创作,乡土叙事与都市叙事双管齐下,展现个体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生存际遇及其所怀有的复杂心态。同时,对人性和生命的寓言化表达,对情感和内心富有深度的剖析,也是短篇叙事的重要特征。
徐则臣的《看不见的城市》讲述的是因争打电话而引起的暴力事件。这是故事的外壳,叙述由此向核心突进。徐则臣要深究的是向城而生的根源,正是乡村的凋敝和亲人的施压让他们别无选择。然而,肉身虽然到了城市,精神之根却在乡村,以至为了给家人打电话而不惜使用暴力,足以说明他们对乡土的依赖之深,以及都市生存的无根性和异己感。民工的乡土根性与城市的现代性之间的这层隔膜,在光盘的《楼上的》中表现为一种精神行为。老唐对公司老板的怨愤积压在心,他本能地想到排遣的精神通道:借用铁锤敲击老板的画像。作者以娴熟的笔致和绝妙的细节,将读者引向对底层精神现实的关注。
2013年短篇小说对都市经验的呈现中,创作主体的兴趣点不在欲望化书写,而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现实。邓一光的《轨道八号线》中,主人公是年轻一代的进城务工者,几个模具车间的工人。他们空虚、焦躁,无所事事,只能以不无怪异的举动和无所顾忌的发泄打发业余时光。而这种无聊的生存方式背后,正是生存的压力和前途的迷茫。从思考气象上,范小青的《梦幻快递》对这种心理危机的揭示,更逼近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作者通过人类生存中非确定性和不稳定感的呈现,展开自己对这个以“快”为潮流的时代的深层反思。
关于短篇乡村叙事,当代农村没有沈从文的《边城》中的优美意境,也没有知青叙事中的热闹场景,而是矛盾丛生之地,显出一副病态面相。但乡村社会的矛盾表面上并不激烈,而是潜伏在暗处,隐藏在日常中。晓苏的《酒疯子》没有把农村社会的内在矛盾写得白热化,而是着力叙写酒疯子袁作义借酒浇愁的画面。这个人物显然与阿Q有着血缘关系,而小说中的“我”与《阿Q正传》的叙述者“我”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又是何其相似。
关于个体情感的叙事是小说中的常见品种,如何呈现个体的情感经验,把那种情感的微妙讲述得熠熠生辉,以异质性的情感世界打动读者,这对短篇写作来说仍然具有一定难度。叶弥的《亲人》
、吴文君的《在后海爱上马丁》、金仁顺的《喷泉》
、东君的《不知所终》等作品,尽管切入的角度和呈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从小说所呈现的情感经验来看,作品的底色大抵是沉闷的、幽怨的,并呈现出驳杂丰沛的情感样态。
2013年短篇小说对人格分裂的精神病相也有呈现,由于这种叙述触及到人性的根部,并对导致这种精神分裂性生存的根源进行追究,因此很见深度。李亚的《无岸》
、叶弥的《逃票》和李铁的《送别宴》等,都是关于人性分裂的文学想象。这类作品中,青年作家对世俗之相的深层透析,照见了世俗文化相对于人类生存的异己性。这种分裂的文学想象所表现出的对人性的穿透力,正是青年作家认知水平提高的显着标志。
短篇小说创作中,铁凝的《暮鼓》和李亚的《姚莲瑞女士在等待中》以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思考引人注目。前者写一位走向衰老的贵妇对年华流失的迟暮之感。对生命流失的哀叹与无奈,在《姚莲瑞女士在等待中》的叙述中,于一种时空对比的框架中展开。这种今非昔比的迟暮之思,与白先勇的《台北人》中女主人公的芳华不再的青春哀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在今昔比照中契入形而上的生命之思,开拓出一种苍凉的美学空间。
坦率地说,
2013年短篇小说在艺术上少有惊人之笔。这种状况与短篇小说本身的写作难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创作主体缺少一种优雅从容的姿态去面对现实,书写现实,与现实过分贴近的视角,让文学失去那种精神飞翔的内在之美。就形式而言,创作主体的文体意识还不够自觉,“怎么写”往往被“写什么”所遮盖。如果要追根溯源,这种重内容轻形式的叙事倾向,不能不说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整体的回归潮流有关。依我之见,文学似乎陷入了轮回的怪圈。更何况,当下长篇为王的创作潮流中,作为基础性的叙事训练,短篇创作的形式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试问,没有艰苦的短篇叙事训练,何来优异的长篇力作?
总体上看,
2013年中短篇小说呈现出一种沉郁的风格。作家对“存在”的发现,对内心的开掘,大都基于深切的关怀意识,表现出深度的焦虑感。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审美倾向看作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文学更多的不再拘囿于个人情感的小天地,不再沉迷于那种颓废的欲望化书写,而是关注整个时代以及人在这个时代的种种困惑,呈现出悲切和沉重的美学风格。这种审美走向承续了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的悲悯气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气质的感染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创作主体的审美视野。作为时代精神灯塔的作家,热衷于书写人的种种困顿和不适是无可厚非的,但作家们对整个时代有过多的抱怨和失望,普遍淡忘了对美好人性的书写,少有对时代精神中正能量的开采和发扬,这种叙事作风无疑是片面的。
另外,我之所以用“沉郁”这个词来定义小说创作的审美特质,不仅是因为作家对现实的焦虑心态,以及作品所传达的精神意象,更重要的,是相对于这种沉沦、忧郁、悲观的书写,那种昂扬、奔放和阳刚的审美表达显然是缺席的。所以,从整个文学生态来看,
2013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是不平衡的,我们认为,作家有自己的审美偏向是正常的,然而,当作家们整体陷入一种审美的集体无意识而不能自拔的时候,那就是一种趋众,结果是创作个性的丧失,很难写出穿越时代而又不乏精神重量的作品。

生于湖南的二湘,文如其名。她的作品亦有饱满浓郁的情感容量,抒情性极强,这在中短篇小说中已多有显现。其中或记叙年少青涩时光中的友情、亲情,如《绿色之恋》、《珍珠的故事》,或抒写私密哀婉的情感记忆,如《彩虹上的火车》、《心的形状》,或藉由对个体创伤的书写而进入到对个体与世界关系的探索,如《阿飞的故事》《罂粟,或者是加州罂粟》等。这些作品情灵摇荡、情致斐然。而跨文化生命体验的融入,则使得二湘的文学书写,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较高维度时空观念的影响,较之一般的青春书写,显出一份阔朗与大气。在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中,二湘不仅力图表现情感形式的多样性,且尝试对不同的题材、体裁、叙事手法进行各种实验,显示出了新锐的文学探索意识。

长篇力作《狂流》与《暗涌》,标志着二湘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初步形成。“世界人”的跨文化空间流动经验、个体生存困境、神秘的命运感等诸般感受与思考,都在这两部小说中得以一一呈现。透过主人公繁复、变幻的生命图景,我们可以见出二湘尝试构建一个完整世界的努力。这种完整并非传统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完整,而是希图以心灵的力量、情感的格局去拾取复杂、分裂的现实世界的散乱碎片,并加以整合、统摄,在流动与不确定性中去探索文学修复世界、疗愈创伤的途径。高质量的文学情感,往往源于尖锐与疼痛的生命创伤体验,对此,二湘已有体会,“更多的时候,人们想追问的是为什么,人们会溯源而上,寻找苦难的真谛和神灵的启迪,以期抵达创伤的本源。”

二湘丰沛、真挚的情感能量奠定了其写作的品格,却又能以节制的文字、精简的情节进行表现,因而浓淡适度。在其作品中,殊为难得之处在于,她有能力将个体或迷惘、或哀婉、或沉郁的情感记忆与扑朔迷离的命运之感相融合,并通过坚实、精巧的小说结构布局加以表现,这一点或许源于作者对《红楼梦》的极度熟稔与喜爱。在《狂流》中,从人物的命名到对小说情节的暗示,都师法《红楼梦》。除此之外,小说中共通的一点,还有对命运无常的感受。二湘的小说中也多有人事流转、世事莫测之哀,这何尝不是中国传统审美情感在当代、海外的一种流变。但这种无所依傍的似“空”体验,却又是由逻辑严密的现实生活细节所呈现。这一点,或受益于《红楼梦》的写实技法,但更多的,可能来自于二湘的现代教育背景。尽管二湘并未受过严格的写作训练,但理工科出身的西式思维教育使她孜孜于追求细节的写实、逻辑的严密,而这些,恰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家”所必备的基础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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