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慈善,慈善概念再思考_光明网

内涵与外延:慈善概念再思考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中国慈善事业之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人们对其研究对象之概念的界定并未形成一种较为一致的看法,可谓纷纭不一,甚或截然相反。争鸣与对峙,原本是一种健康的学术研究理应呈现的正常状态,但从中国慈善史目前的情况来看,更多表现为学者的自说自话,未曾有过广泛、深入和系统的讨论和辨析,其在理论上存在的诸多认识误区以及理论主张与学术实践的混乱与背离,显然不利于更加清晰地探讨中国慈善事业或慈善文化在历史上的动态演变过程,不利于在描述这一过程的基础上更深刻地揭示中国慈善文化的内在意蕴,更不用说其间大量重复性的劳动所导致的学术资源的耗费。故此很有必要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国慈善概念的讨论与争鸣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进而从中寻绎某种共识。

——兼与王卫平先生商榷

1980年代以来中国慈善史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当属台湾的梁其姿、日本的夫马进,以及美国的司徒琳、玛丽·兰钦等人。尽管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民间自主举办的社会救济事业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于慈善的定义,尤其是对从事慈善事业的主体所持的立场,却有很大的不同。夫马进极其明确地将“由民间人经营的慈善团体及其设施”——善会善堂,与官方经营的救助机构如明代的养济院等区分开来,把后者称之为“国家救济”或“国家福利行政”;尽管两者之间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但是在他看来,“无论是救济的理念还是经营的方法,双方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1]。梁其姿的代表作《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开宗明义即表明其着重研究的内容,是地方绅衿商人等一方善士共同组织的善会善堂,既不包括主要由政府参与的“以赈灾为主的社仓、义仓、粥厂等”,也不讨论“个别善士修桥铺路式的善行”以及“义田义庄类的家族救济组织,政府和宗教团体的赈济活动”[2],以致有学者误认为她也是主张“民间慈善”的学者之一。实际上,从这一说明本身以及后来的论述来看,个人、家族、庙宇以及政府,都可以是承担慈善活动的主体,尤其后三者更是自古有之的“传统慈善团体”,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在社会救济领域各有不同的角色而已,如汉唐之际宗教性的慈善团体,宋以后的官办慈善机构,至于由地方人举办的民间慈善团体,则是明清以来兴起的新现象,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慈善组织”,故此也成为梁氏论述的焦点[3]。

作者:周秋光

这样的区隔在大陆学者的研究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乃至存在于同一学者不同时期的相关论述,甚而同一本着述之中。国内慈善史研究的先驱者周秋光,在其先后出版的《中国慈善简史》《近代中国慈善论稿》等着作以及他所指导的博硕士学位论文中,其一以贯之且广泛流传的看法是:“慈善是一种社会行为,是指在政府的倡导或帮助与扶持下,由民间的团体和个人自愿组织与开展活动,对社会中遇到灾难或不幸的人,不求回报地实施救助的一种高尚无私的支持与奉献行为。”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再分配的形式”[4]。针对1998年中国抗洪救灾过程中某些人视慈善为政府行为的看法,他还特别撰文区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界限,认为政府从事灾害救济、举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如残疾院、敬老院、孤儿院等等,收容社会中的无告之民,是“它应尽的一种职责”,不能划归慈善的范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慈善不是政府行为”。[5]然而,在随后展开的历史叙述过程中,除了个人以及宗教、宗族及善堂等民间组织之外,历代官府实施的灾荒赈济即“荒政”,各类官办的救济机构,无一不被网罗在内[6]。一部原本有所限定的慈善史,俨然变成了“社会保障史”或“社会救助史”。或许是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与歧异,在其后来主持编撰的《湖南慈善史》一书中,周又认为,“慈善史一个历史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又不同的界定”,在研究过程中,“既不能用完全现代的也不能用完全古代的概念去生搬硬套,而是实事求是地去研究,是什么就是什么”。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长期以来,“政府与官方势力巨大,而民间公共社会力量弱小”,所以中国传统的慈善救济行为主要是由政府承担,系当时“社会形势所使然”,因而他主张应该“求同存异,承认慈善的多元化”,“不拘泥于概念的差别,采取相对模糊的处理方法”,将同属于传统慈善的“官方慈善”与“民间慈善”予以“一体论述”。在他看来,“官方慈善也好,民间慈善也罢,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是积德行善,调节、和谐、补救、福利人群和社会”;“在一个经济发展不充分,社会力量还弱小,相关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慈善可以是官方与民间共同关注和参与的对象与领域”[7]。至于先前做过的有关慈善的定义,他认为,只适用于西方社会或西方政治学的范畴[8];近代以来因受外力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原有的慈善思想和慈善行为,也由传统向近代嬗变,其慈善机构“已由完全隶属于政府的官办慈善机构发展演变为独立的民间慈善团体为主体,辅之以附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慈善团体”[9]。就湖南一省而言,官办慈善一度走向衰落,或者流于形式,但是到南京国民政府十年黄金时代,大量慈善机构又被纳入到官方轨道,对民间慈善也加强管理,因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谓“官办慈善的典型”[10]。如此定义的官办慈善,包括“灾害救济、日常救济、慈善教育”等方面,实际上是用“慈善事业”涵盖了“社会保障”或“社会救助”的各方面内容,如果将其称之为“社会保障研究的慈善化”,当不为过。实际上,在此之前,岑大利就认为所有社会救济都属于广义的慈善范畴,救助主体包括政府与社会力量两大类别[11]。在王娟看来,岑的看法代表了目前多数学者的研究取向[12]。

对于“慈善”一词,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理解不尽相同。在国内学界,郑功成、王卫平、丁建定、王文涛、周秋光等人,从各自学术研究领域出发,就慈善相关概念展开过多次讨论。王卫平教授《救济与劝善:“慈善”本义的历史考察》一文,以中国慈善发展演变为线索,对慈善本义问题作了翔实论证与深刻解读。笔者读后,深受启发,但仍有一些疑惑。故不揣谫陋,拟以此问题为切入点,进而对慈善概念做简要辨析。

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另一位中坚人物王卫平及其研究团队,则将慈善事业纳入“社会保障”的范畴之内展开论述。这样的“社会保障”,据其定义,指的是“国家或社会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生活困难的社会成员予以物质帮助从而保障其基本社会的制度”[13]。其中由“社会”承担的部分,主要指的是以社区为中心的“民间慈善事业”(此外尚有由宗族施行的面向族内贫困人员的社会救济),它与“政府救济行政”如荒政制度、养老和恤孤贫残政策等,“同为社会保障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备保障民众生活的作用”[14]。这一立场,实际上导源于夫马进的研究,只是在实际的史事分析过程中,不曾像后者那样彻底,而是多有犹疑,以致在对某些慈善组织的定性问题上前后不一,如将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分为“官设慈善机构”、“地方社会创立主持并得到官方支助的慈善机构”以及“士绅或地方有力者主持的慈善活动”、“工商业者举办的慈善活动”等四种形式[15],对于民国时期诸多自称为“慈善事业”的官办救济机构亦未曾留意或辨析。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慈善团体往往得到政府和民间两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有时很难确切地判断其究竟属于政府机构还是民间组织”,而且在非常悠久的中央集权的传统体制之下,“民间慈善事业很难完全取得独立于政府救济行政的地位,而是始终处于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之下。在政府的眼中,民间慈善事业有时也可视作政府救济行政的组成部分”,且随时可以被其转变为“官办”或“民办”[16]。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从逻辑上来说,所谓“民间慈善事业”,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大约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了。

现有研究表明,“慈善”一词最早出现于约3世纪《大方便佛报恩经》等佛经译典,本为一个宗教用词。这就纠正了以往关于“慈善”一词最早出现于《魏书·崔光传》的说法。不过,慈善一词虽最早见于佛经译典,但慈善思想却可追溯至先秦诸子,譬如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性善”说,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等。其中,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其以仁为内核、由仁趋善,倡导仁爱、民本、大同等,成为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

也有不少学者无论在学理探讨还是实证研究上,均始终坚持慈善的民间特性。如以研究宋代社会救济见长的学者张文,不主张将“社会保障”这一概念套用到宋代历史之上,认为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充分承认公民权利,强调国家责任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福利概念,且带有强烈的主动性、防护性意味,宋代尽管已经存在广泛的社会救济,也有较普遍的社会福利设施,且有类似福利服务的济贫项目,但并无公民权的概念,更不具有为推行社会保障所必须的法律基础,其所实施的救济总是贫困发生之后的补救性行为,是被动性的社会救助,故而使用“社会救济”一词来形容更为合适[17]。其中,民间慈善与政府性社会救济都应看做是社会救助的一部分,于是,所谓的社会救济,就是“国家和社会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对社会成员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生活困难予以物质救助的社会安全制度”——这与王卫平有关“古代社会保障”的表述相似,提出的时间却更早一些——但是他强调,政府对社会成员予以救济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具有强制性质;对于社会而言,则属于自愿行为,且就其动机而言,并不能完全将其归结为一种利他行为,有时也夹杂着一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的理性算计,因而是一种纯粹出于恻隐之心或功利之心而发的善行,是社会自发进行的“社会安全机制”[18]。这一定义,不仅以其行为特征而将政府救济与民间慈善明确区分开来(在具体研究中,他将那些“名曰慈善,但实际上属于政府性社会救济范畴的”官办事业,“略去不论”)[19],还从行为动机的角度阐述了与周秋光等学者的不同看法。于是,有关慈善的争议,不仅限于救济主体的官民身份,更涉及救济动机的利他与利己。

从词义解释来看,“慈善”一词似乎包含王卫平先生所言“民间社会主导的生活救助行为”和“以劝人为善为宗旨的教化活动”。然而笔者认为,更准确地说,慈善是人类精神世界之慈心与物质世界之善行两个层面的集合,“慈善”词义并不止于物质救助和劝善教化,至少还应包括人之慈心这一精神层面,慈善的过程就是把慈心转换成善行。因此,把慈善本义定义为救济和劝善是不确切的。慈心虽与救助、劝善紧密关联,但并不等同。因为无论是救助还是劝善,都是一种事实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慈心则不然,其更倾向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讨。就救济而言,不仅民间慈善做,而且政府也在做,笼统地说救济就是慈善,就把政府的民生举措与民间的慈善行为混为一谈了。劝善是教化,教化的对象一定是全体社会成员,而慈善的对象却只能是处于困境中的弱势群体。中国传统慈善经历了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官办慈善、社会慈善四种形态,而这四种慈善中,没有哪一种是源于外部的劝善教化而兴起发展的。明清之际江南的慈善走向繁盛,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这就是施善者们试图重塑社会秩序、重构儒家社会人伦体系。劝善活动的兴起也同样得益于这种社会环境,而不能说是劝善推动了慈善走向繁盛。正如研究明清慈善的梁其姿所言:慈善济贫是“为了维护一些社会文化上的价值,而不是基于经济理性的社会政策”。

在慈善的民间特性上态度最为坚决的还是秦晖。他曾断言,“民间公益组织,即提供公共物品的民间组织,显然不仅是‘后现代’才有,也不光在传统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才有,而是传统时代源远流长的事物”。“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抑或是任何文明区,国家与企业之外的民间组织形式都是自古迄今种类繁多的”,而且从逻辑上讲,“时代越古,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我们的祖先活动在‘衙门与市场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宗族、部落、村社、教会、帮伙、行会等等中的时候,实比如今的人们为多”;而且,“无论传统时代还是当代,由民间组织提供公共物品都只能以‘志愿’与‘公益’为基础”,“以志愿奉献从事公益事业的个人慈善精神因而也一脉相承地成为第三部分与‘前第三部门’的灵魂”;“我国古代民间公益设施‘义聚’、‘义仓’、‘义学’、‘义舍’等皆以‘义’为名,西方中世纪公益设施几乎都与教会有关,就是因为它们都离不开利他主义或普济主义的价值观”。“比较而言,传统时代由于国家与企业能提供的资助较少,民间公益事业就更依赖于个人慈善”[20]。就“慈善”、“公益”等现代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而言,秦晖之中西无别论,与周秋光等学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其有关历史上中国慈善之演化实态的判断,与前者截然相反。依据他的主张,中国的慈善史将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模样。

又依王卫平先生所言,慈善本义在于救济与劝善两方面。对此,笔者有所疑惑。从慈善含义来看,“慈善”一词有内涵与外延之分,即慈心与善行两方面,前者是人精神世界的反映,后者则是具体社会行为。慈善实践过程就是将慈心转换成善行的过程。在转换过程中,需要各种引导、驱动方式。譬如人道爱心的催发、舆论宣传的引导、政府部门的号召、善团善士的示范,等等。“劝善”即是尤为重要的一种方式,重在通过道德教化的规劝方式,引导人们向善、行善。具体而言有三:让施善者继续行善,并将善举发扬光大;让旁观者行动起来,加入行善行列;让作恶者改邪归正,达到止恶扬善的目的。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劝善都只是慈善实践过程中的一座中介桥梁,连接起慈心与善行两端,是慈心的一种表现与善行的一种前奏。其本身并不属于行善过程,也不一定能够达到规劝目的,更不是一种直接救助行为。况且,慈善救助的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与困难群众,但劝善教化的对象可以是全体社会成员。故此,劝善应是促使慈心转化为善行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慈善含义的外延,而非慈善内涵本身。

将以上各家的讨论归置一处,大体上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歧异:一是有关“慈善”和“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等概念使用的适应范围,二是慈善的主体属性,三是慈善的动机,四是慈善的中外特性,具体而言即“中华性”和“西方性”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涉及慈善的功能问题,即慈善仅仅属于消极的事后补救,还是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预防或社会建设来看待?与此相关的是,慈善到底仅仅是一种物质救助,还是可以包含更多的内容,如人们经常连带提及的“教化”?第二个方面,则更多显示出学界普遍存在的慈善主体“民间”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把这一类型的慈善视为中国独有的传统,而非近代化的新业,即便是承认“官办慈善”的学者,也将民间慈善视为未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唯一形态或总体目标。但是自古以来中国慈善事业中似乎总也摆脱不掉的官方身影,又让各位学者大费周章。有的只好采取折衷的做法,把古代的官办、民办社会救济都叫做慈善,近代的慈善则归之于民办,果真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承认当代中国由政府一力主导的社会救助活动是一种慈善行为?毕竟在许多政府官员以及一部分学者看来,政府从来就是担当慈善活动之重要的乃至最主要的角色。或许就像古代中国那样,这也正是中国慈善活动的特色呢?如果仅仅从民间主体的唯一性来理解慈善,我们又将如何处理那些官民力量纠结一起的社会救济机构和救济活动?实际上,持官办、民办截然二分的学者,对此大都深感棘手。至于第三个方面,目前最应该关注的是大多数学者对慈善活动所持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即完全从正面的、利他的角度来理解慈善,仅少数学者如梁其姿对明清时期江南的慈善活动采取了较为审慎的分析立场。从过往教条化的革命史观对慈善事业的彻底否定走向今日的完全肯定,显然都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第四个方面则涉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道路或转型动力的问题,尤其是中西文化碰撞之后来自西方的冲击与中国自身的传统究竟在中国慈善活动的推演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迄今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领域。

而关于“劝善”行为对推动明清慈善事业走向繁盛发挥了什么作用,笔者认为王文的一些提法也值得商榷。就中国传统慈善发展历史来看,传统农耕社会形成了宗教慈善、宗族慈善、官办慈善、社会慈善等四种慈善形式,其中官办慈善长期居于主导位置。稽考四种慈善运营实态,其源起虽不尽相同,但亦无一源自外部之劝善教化。宗教慈善起于宗教教义本身。佛家倡导慈航普渡,与乐拔苦;道家讲求“损有余而补不足”等。各教各派又多以善恶报应之说来指引信众积德行善。宗族慈善源自血缘宗亲的伦理文化认同感,并由“爱亲”而“泛爱众”,将家族间的互助扩大至乡里间的善举,这便与儒家仁爱思想相一致。而官办慈善的长期主导地位,更是朝廷防范民间趁机结社谋乱、危及统治秩序的一种举措。即便没有这一点,官办慈善之外的其他慈善活动若出现大兴之势,亦被认为是与儒家仁政思想不相符的事情。毕竟“汝以民为饿也,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赈之?而私以尔食馈之,是汝明君之无惠,而见己之德美矣”。唐代宋璟奏请罢废悲田养病坊时便援引此例,认为“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所以只要历代朝廷有能力,多会包揽下社会公共事务。然而到了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却改变了这一慈善运营状态。罗明坚、史惟贞、马若瑟、高一志等人在华赈济灾荒、救助孤寡贫病、兴办学校及诊所等,意图凭借慈善公益拉拢耶稣信众。这便从根本上冲击了传统孔孟之道与君臣伦理,自然为朝廷官府所不悦。而此时,伴随市镇经济的兴起,江南士绅阶层也有了经济实力来支撑民间慈善公益活动。况且,作为连接朝廷与民间两端的士绅阶层,其辈又多有科举功名与道德声誉,自是维护儒家伦理的中坚力量,很能得到朝廷的认可。譬如明末江南地区同善会组织者高攀龙、陈龙正等人即是如此。于是,伴随朝廷政策的改变和民间士绅实力的增强,明清之际江南慈善事业便走向了繁盛,民间劝善活动的兴起也同样得益于这种社会环境,而并非是由劝善本身推动了慈善走向繁盛。

显而易见,我们已经不能停留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鉴于各家在讨论此类问题时,其所用于采信的史实时空范围各有不同,或限于明清,或偏于近代,或仅仅涉及某一断代,也有纵观全史的,而慈善在不同历史时期实际上各有不同的表现,这是几乎每一位学者都无法否认的,因此,如果仅是罗列各家论述,然后做一综述,有时总免不了“关公战秦琼”的嫌疑;更加合理的做法,还是把它们归入到各自的历史场景之中,并将其置放于历史演化的长河之中进行比较,从而在较为确切地显示其轮廓与脉络之时,领略其内在的意蕴。当然,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否认将自己的研究排斥于这种历史化的道路之外,不少学者甚至明确地倡导要从一种动态演变的过程来审视当今所说的社会保障与慈善,这也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之处,但是这样的研究大都未能将慈善行为与慈善思想,尤其是慈善话语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或者只是就历史上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地区展开研究,并不曾勾勒出一幅相对完整的图画。我们需要的是暂且抛弃当代人的意识和概念范畴,首先看看历史时期不同时代的人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诸如此类的救助行为,或者说这些历史的当事人或即时旁观者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名词或概念来谈论此类行为,然后再将这些概念与不同时期的当代话语勾连起来。这样做的目的,除了揭示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用以确定这些当代话语的适用范围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解释这些当代话语据以产生的历史过程,以便更加深入地探讨中国的慈善——包括思想与实践——历史及其在近代的嬗变。

进一步言之,包括劝善活动在内的明清慈善事业的繁盛,还是施善者试图重塑社会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这种秩序即是儒家倡言的社会人伦体系,慈善济贫是“为了维护一些社会文化上的价值,而不是基于经济理性的社会政策”。早在孔孟时代,儒家便有构造大同世界的理想目标,所谓“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自汉代董仲舒起,儒家更将“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和纲常伦理的社会秩序相统一,上升为一种普遍准则加以宣扬。后虽历经魏晋南北朝及五代十国等混乱局面,但宋明理学的出现又重新构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人伦体系,并通过科举教育等方式普及到市井社会。显然,慈善救助也是这个人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救助饥贫灾黎,既出于人道恻隐之心,也在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只要饥贫灾黎生活安稳,社会秩序自然和谐,大同世界亦有望达成。故此,不管是官方荒政还是民间善举,都以维护这一人伦秩序为根本目标。但对于因违背人伦秩序而致贫病潦倒者,则往往不纳入救助范围。譬如明末江南地区同善会即规定,“不孝不悌、赌博健诉、酗酒无赖,及年少强壮、游手游食以致赤贫者”不予救济。这表明慈善组织对于受救者有着一定的道德考核,这一考核的标准便是是否符合儒家人伦。

这将是一项颇为艰巨的任务,非三言两语可以解决,但是根据我们目前对历史时期有关“慈善”、“善举”、“义行”以及“社会救济”等诸多概念的梳理和考察,大体上可以把中国历史时期的慈善活动限定在民间救助与社会互助的范围,并把它看成一种融物质救助、道德教化、修身养性、知识传承与社会团结于一体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从慈善的主体来看,这样的行为,自始至终以民间团体与个人为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存在所谓的“官办慈善”,只不过限制在社会救助领域,通常动用的是官员的个体资源或民间的人力物力,有官倡民办、官助民办、官督民办、官民合办等多种结合形式,与那些纯粹由“政府”举办、动用国家财政资源的社会救济活动有很大的区别。至于那些由国家或政府出面对他国受困或遇难人士实施的救助行为,因其超越了国界,自当归为“慈善”之列。这样的慈善活动,从其动机来看,利他主义固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能排除“利己”性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救助行为中的作用,否则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慈善活动都将被排除在外,一部慈善史将浓缩为一部现代慈善史。鉴于现代民间公益活动中此类功利主义特色的不容磨灭,纯粹利他主义的“慈善”只能变成一种乌托邦了。或许,利他式的利己主义才是慈善活动长盛不衰的基本动力。“利他”本身也有不同的形式,或利于他人,或利于集体与国家,或利于普遍的人类,甚或利于包括动植物、乃至无生命的大地在内的生态共同体、地球共同体,并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样一来,其在行为方面的表现,就不止是物质救助,而是与伦理培育、社会建设多元并行,利“人”济“物”各有担当。

至此,笔者认为可就慈善概念作一界定:慈善是指民间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对社会弱势群体与困难群众的一种物质救助与精神关怀,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形式。慈善有三个本质特征:一是动机上的“为人”与“无我”;二是行为上的民间性而非政府性;三是功能上的社会利益调节器与再分配形式。其中,慈善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性”。不过,这一概念界定仍有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一是慈善动机的层次问题;二是官办慈善的界定问题。

由此出发,我们对中国历史时期的慈善或许会有一种别样的理解和阐释——它不再只是聚焦于物质性的救助,而是偏向人文性的关怀;它不再局限于救急性的或局部性的社会救助,而是关乎全局的总体性社会建设;它也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调适,而是扩展至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构建;它还不再偏重于对慈善行为、慈善实践的讨论,而是将思想、观念与行为实践放在一起进行综合性的探索;就近代以降的慈善而言,它不再只是对纯粹的中华传统的慈善特质进行抽象的演绎,而是将其置于中西文化对峙与碰撞的大背景之下,透视其间的互动与融合,以及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之中浮现出来的新形态。

显然,慈善动机是具有高低层次之分的。大致来说,有“利他性”和“利他亦利己”性两种动机。前者强调一种纯粹的人道精神与奉献行为,其理想状态便是达到“为人”与“无我”的境界,即只讲付出不图回报。后者则是一种功利性之举,施善者主观上或多或少都有利己意图,但客观上却能够达到利他效果。而后者往往是慈善事业中普遍存在的主要动机。我们在考察、评价慈善事业时,不仅要看主观动机,更要看客观效果。只要是客观上达到社会救助效果,即便主观上存在一定的“利己性”动机,同样是慈善行为,值得肯定。至于现实世界是否存在“为人”与“无我”式理想境界的慈善行为,笔者是持肯定态度的。譬如晚年的张謇、熊希龄等人的经历就体现了这一点。按张謇晚年所言,“除謇自用于地方,及他处教育慈善公益可记者,一百五十余万外,合叔兄所用已二百余万;謇单独负债,又八九十余万元”,总数约三百万元,几近张謇毕生财富,毫不吝惜,悉数用于地方慈善公益事务。晚年熊希龄亦是如此。其捐献之公债票、股票、房地契票,计“大洋二十七点五二七七一四万元,白银六点二万两”,全部充作社会慈善事业之用,后人及家属只能从捐献基金息金中按月领取基本生活费用。可见,晚年张、熊二人从事慈善,已然无半点功利成分,纯粹为一种人道奉献。

[1]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0-67页。

对于官办慈善一说,其不仅存在于历史,更存在于现实。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慈善曾一度停滞,但官办慈善却继续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慈善事业取得显著成绩,但官办慈善仍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至于如何定义官办慈善,笔者认为:以政府为主导或政府出面主办,以民间善款为主要资金的慈善事业,可称为官办慈善。譬如各级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的救助活动等。反之,非政府主导的慈善事业,或是公务人员个人自发善举,则可称之为民间慈善。两者的区别在于政府部门是否起到主导或主办的作用。不过,这一概念多是针对现代慈善事业来说的,而在传统农耕社会,官办慈善实则被纳入朝廷仁政范畴,成为朝廷救荒活民的一种举措。

[2]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版,导言第1页。

概言之,慈善是一个历史变动中的概念,所含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并不完全一致。譬如古代慈善事业多系直接性物质救济,呈现出重养轻教的特征。但近代以降,愈发重视慈善教育的功能,强调教养并重。当代中国慈善事业更是朝着社会公益服务的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不管如何变化,慈善的根本内涵没有改变,即民间社会各界秉持人道善心,救助、关怀社会弱势群体与困难群众,这也是慈善本义内容所在。至于慈善的外延表现,则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譬如慈善动机、慈善形式、慈善流程等。我们在讨论慈善概念的时候,应该对其内涵与外延予以区分,在此基础上考察慈善发展历史,便可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3]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9-25页。

《光明日报》

[4]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 责编:张悦鑫 ]

[5]周秋光:《近代中国慈善论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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