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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第十二章,毛泽东传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1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合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到19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
赫鲁晓夫要用莫洛托夫换高岗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1963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谈判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站起来对他的部下说:“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9月1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人大厅,双方一一握手之后,宾主分别落座。
宴会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由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了帷幕。
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显然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共产党不听苏共指挥。对此,邓小平心若明镜,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服输,继续嚷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对其他党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邓小平严肃地回答说:“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过了一会,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他责问邓小平:“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呢?”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总要讲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但对他的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对斯大林的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显得非常狼狈,停了片刻,他转换话题,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一听这话,很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赫鲁晓夫也可能太紧张,好像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话,继续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部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部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下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赫鲁晓夫显得很被动,低着头,再没有吭声。
后来一周,中苏会谈毫无结果,在大吵一场之后不欢而散,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党又进行了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进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由彭真担任。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苏方会谈人员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
在中共代表团到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说是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依然很紧张。在祝酒词中,赫鲁晓夫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郑重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下来就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众所皆知,这正是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很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苏共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加重语气说:“至少应该做到相互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表明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双方的观点。”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正式会谈开始后,首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在发言中大谈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的观点。
邓小平在后来的发言中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苏联对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邓小平的质问,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
这次会谈也是各说各话,甚至说话的气氛也越来越糟糕。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大概是在会谈中吵得太多的缘故,以至于双方在祝酒时都无话好说了,只是为彼此的健康干杯而已。就在头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还大骂中国共产党。可在宴会上,赫鲁晓夫还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有分歧,你在苏匈友好大会上指责中国共产党搞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还狡辩,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呢,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但是,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两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三次中的一次。

  十一月十九日,《五评》发表,题目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对于苏共中央的这个声明和决议,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没有理由不进行回击。新的一轮“声明战”就这样在两党会谈前夕开始了。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这封复信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六月十五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第二天,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⑩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按照事前的约定,双方轮流发言,在一方发言时,另一方不得插话打断对方的发言。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五个钟头的发言。隔了一天,七月八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五个小时。十日和十二日,又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这以后,又经过四轮发言,中共代表团在七月十九日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七月二十日的会谈中,苏斯洛夫表示同意中方的建议。接着便起草了两党会谈的公报,宣布:“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7月25日。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⑦毛泽东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手稿,1964年4月30日。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25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25条”。

  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36、737页。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近年来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的理论和政策加以系统整理,概括成为十五条内容。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在十一月七日苏联政府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他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②”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念完后,毛泽东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25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北京时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消息传来,似乎为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李富春汇报计划工作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4年10月19日。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部分讨论。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⑤196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这时,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来到北京,希望对迅速恶化的中苏关系作一些调解工作。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了解释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七月四日,苏共中央针对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声明再次发表声明,除公布苏共代表团组成人员外,摆出了坚决捍卫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路线的姿态。

  ③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④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⑩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①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②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与此同时,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成两个组,连续几天讨论复信稿。

  ③毛泽东同黎笋、长征的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随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贺电稿搞出一长一短两个方案,同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长的比较满意,作了修改,并批示:“此件好。略有增改,请酌定。”④

  果然,四月三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②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也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这种场面是少有的。

  还在《九评》发表以前,苏共中央曾于六月十五日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七篇答辩文章发表以后,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暂时平息了下来。这是双方准备下一轮两党会谈的共同需要。实际上,这种暂时的宁静,又在酝酿和准备着更加激烈的一轮争论。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正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其中一段,描绘了赫鲁晓夫等人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上“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处境。话是这样写的:“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⑩”

  七月十四日,《九评》发表,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几个月以后,邓小平谈到关于中央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说:“我们得感谢他们的来信。因为他们的来信给我们出了个题目,给了我们一个启发,我们感觉到确实需要解决总路线的问题了。”⑦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中共中央是六月二十日收到这封信的,毛泽东提出对此信暂不理睬,先发表《九评》再说。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于七月十九日发表。声明指出,所以要重新广播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为了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毛泽东在审定声明稿时,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说到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的理由,是“这是一篇奇文”,接着引用了陶渊明《移居》诗中的两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并称苏共公开信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此时,中共中央正在召开工作会议(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主要讨论一九六四年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二十七日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⑩

  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赫鲁晓夫接连发表两次讲话,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一面又挂出了“免战牌”。中共中央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发表评论文章。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⑦邓小平同藏原惟人的第二次谈话记录,1963年8月3日。

  ①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修改稿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15日。

  几天前,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⑦苏联共产党提出的二十六国,除了上述十七国以外,还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澳大利亚。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二是讨论农村“四清”运动。前者是要防范突然发生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后者是要防止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各级领导权。这些都是毛泽东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接着,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六月四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见黎笋、长征。谈话中毛泽东说:“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③

  就在中苏两党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从七月十五日起,美、英、苏三国代表也在莫斯科会谈,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七月二十五日,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七月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连持中立态度的《柬埔寨电讯报》也发表评论说: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⑦

  ⑩毛泽东对《八评》稿的修改,手稿,1964年3月17日。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4次会议(扩大)记录,1963年6月30日。

  “九评”的第一篇(《一评》),九月六日发表,题为《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⑦见1963年8月1日《人民日报》。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两党会谈期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这个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抓住团结的旗帜,以防苏共推卸破裂的责任。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295页。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一九六二年十月,

  ⑤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批语,手稿,1963年2月20日。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⑨同上。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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