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一场战斗,你养我养得很好

不过既然下午的假都请好了,而与这个学生私下沟通的管道我看是无法进行了(但我还是不放弃,又写了新的一封email给学生,请他给我家长的联络方式,但目前为止我都没有收到回信),我决定请盖亚出版社帮我联系印刻出版社,我想今天下午就可以来谈「正式的异议申诉管道」。我的好奇点有很多,希望可以得到厘清。下午就这么跟印刻出版社的老板初安民先生见面了。尽管一开始气氛不是很愉快(我不断在确认事件发生的顺序:何时发现抄袭、何时印刷出1500本得奖的作品合辑、五位评审是否真的有比对过),我跟盖亚出版社的老板也坚持了很久,我甚至开口质疑:「如果今天我是张大春,我是骆以军,是不是我第一次打电话去询问,你们的反应会不一样?」可见大家都快抓狂了。但总算有让任何人都该满意的结果——印刻出版社近日将请同样的评审群:朱天心、宇文正、季季、蔡素芬、苏伟贞,再召开一次评审会议。初安民先生说,这些评审在爆发抄袭疑云时,都已经比对过两篇小说,觉得非常OK没有问题,但因为我提出异议,他很有诚意再召开一次评审会议,而我也可以参加,当面听听评审的专业意见。我也提醒初先生,希望学生也在应邀之列,不然只有我到,他无法反驳,这样岂不是又变成:「九把刀欺负中学生」了呢?总之谢谢初先生。希望你别介意我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写了一大堆东西在网络上因为我不想大家只接受报纸上那一套。如果我有说错的地方,欢迎你指出来,我们一起把事情调整往更对的方向。另一方面,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到底该篇我觉得有问题的小说,到底长什么样子,会让我如此生气觉得受到侵犯呢?我有那么无聊,无端端盯着一篇小说,为了争取我所谓的创作正义,搞到大家都要上报纸扮丑的地步吗?我有档案,但说过了我不能贴出来,由我贴,也很奇怪。但印刻初先生说,台北市政府将会把所有参赛者的作品放在网络上,如果大家好奇,将来就去看看吧,我也不必点名哪一篇,因为花十秒就可以看出来了。到时候就可以知道是不是我没事找事。不过现阶段没看过那篇小说(学校、小说名、学生名,我都没写出来,等报纸吧)的你们就只看四方处理事情的态度(我、印刻、学生家长、媒体),也不必盲目说对方抄袭,这样我想也不妥。只是在这场谈话中印刻出版社也证实(肯定是学生家长打电话去啦),昨天晚上的确是学生的家长打电话去苹果日报爆料的,而且很快就后悔了,还要苹果日报不要继续采访,他们要彻爆料。喂!你们是第一天住台湾吗?此刻苹果日报已经见猎心喜了,我可以想见明天的大标题:「九把刀仗势欺人」这个标题底下尽管可能会有我的说词,但那又怎样呢?我干嘛没事被报纸写成大欺小的烂人啊!(苹果犯罪示意图,该不会是我拿着九把刀,笑咪咪地插着一个背书包的中学生的脑袋吧?)我能说什么呢?学生的家长完全估计错了我的善良跟诚意,可以合体解决事情的你们不要。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我是豪迈,不是鸡迈。反正事情闹到明天要上报了,苹果还特地跑来盖亚的春酒尾牙庆功宴上拍我照片,篇幅一定不小。但我还是接受了电话采访。毕竟我不能在可以跟报纸说明真实状况的时候,关掉手机——那样的话我被写成大烂人,我也要负责任。倒是我被本来想陪我去、甚至代表我处理的经纪公司,我是真的很不好意思。我的经纪公司大概没看过这么热烈自我战斗的家伙吧。呼。困了。我当然还没看到几个小时后的报纸,标题会杀我的机率大些呢?还是赞扬我爱惜学生羽毛的机会大些呢?唉,我真的无法正面期待。如果报纸多刊些我的说法,我会很感激。而此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网络上把我所经历的这一切仔细写出来,我努力维持了我想保护的东西,也不想我妈妈明天早上看了报纸,会一不小心哭了出来。妈妈养我,教我,训我,爱我,让我面对必须的挫折。我虽然老是很心软脆弱又爱哭,但关键时刻我绝对是一个强壮的孩子。我也知道我妈妈永远都相信我,因为我真的被教养得值得被她相信。偶而在报纸上看到,不知名人士因为生活困窘一时偷了店家放在桌上的钱,过了二十年后良心不安,在某日寄还上当初顺手摸走的钱。也偶而会看到,常常无票搭火车的旅客,在几十年后生活稳定了,左思右想,终于寄了一个信封的钱回给铁路局的温馨小故事。我不晓得是否我也有这样的好运气,在多年后的某日撞见迟来的正义。不过我会永远记得,当下我想寻求属于我的正义,又想保有一颗温柔的心的同时,我所遭遇到的这一切。

我当然不找媒体把事情搞大,也先不找台北市文化局陈情也先不找暂时没有好响应的印刻出版社,也用念能力封锁我在部落格狂鞭的集体力量。我跟经纪公司与出版社说,你们全部都不要有动作,我一个人去找那个学生面对面谈,事情可以这样解决就这样解决——我的设想是,学生被我感动,然后去跟印刻出版社自首。那么,要怎么找到学生呢?方法一,用email。但我很排斥,因为老实说我不想碰钉子,毕竟我们后来的信件往返都只有一句话,我看彼此都没什么好印象。我想用email有很大的不响应的可能。方法二,跟印刻出版社要这个学生的联络方式。我也很排斥,因为之前跟印刻的沟通并不好。方法三,找学校。这个方案缺点是学校会知道这件事,但反正纸包不住火,我也不是乡愿的人。优点是学校可以提供这个学生充满安全感的环境,有教务处,有导师,有国文老师(我直觉就该找国文老师)相陪,家长也可以一起来,而我只有一个人,绝对不能说我以大欺小吧。就方案三了。于是我打电话给学校的教务处,很快说明我对这个学生的道德疑虑,然后说我想跟这个学生私下沟通,希望学校可以帮我这个忙。而时间就在隔天下午三点半,因为我隔天晚上要去台北参加盖亚出版社的「尾牙+春酒+国际书展庆功宴」,所以我隔天下午就会全部请假北上,下午我都可以把握时间跟这个学生会面沟通。学校的教务主任态度很好,也很感谢我愿意给学生一次机会,我们约定,学生由校方、导师、家长相陪,而我「绝对千真万确是一个人」。教务主任还问我是不是事情处理到这边以保护学生为原则,但我没有答允,只说反正我不会通知媒体、也不会爆在网络上让学生以后都不用当人,但该做的后续,我一定会做。毕竟在我心底这可不是橡皮擦吱吱吱就解决的事,就像上一个葛蓝事件,你应该担当的就该担当,我不是帮你逃避用的(我会给人这种印象吗?),见面是要让你充满勇气的。担当才能成长吧。要是我,最害怕的是得不到原谅,而不是记过(算什么啊,你到了三十岁就会知道回首人生,那只过不见得算了什么,要紧的是记过了以后你强壮了多少),也不是被褫夺奖项。我都单枪匹马走到你面前,用诚意跟你沟通,老实说我很有自信这件事可以漂亮地「连手」结束。当然,如果学生当着我的面不承认他的小说是抄袭,那OK啊,至少我在接下来与负责评审的印刻出版社第三度接触、或直接接触台北市文化局之前,没有个人情感上的遗憾。我不想再后悔了。然后我寄了三个附档给该学校。一个是学生的小说,一个是我的小说,一个是我将本来写给印刻出版社的信件(比对文,免得说我空穴来风),换了个学校用的抬头跟招呼语——问题有可能出在这封信上,我没有把过年前写给印刻出版社那股要求属于我的正义的急迫与焦躁,从那封信里消除(那封信我在过年前有寄给盖亚看过,所以信件的系统纪录会说话,由于那封信是改自给印刻的,我想学校大概误会了我要求他们主持正义吧,这是一个误会,早上已经跟他们澄清过了。)然后我超快乐地过了半天。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学校「十点半」寄出的来信,说保护学生的原则跟家长的要求,明天无法让我见学生。我很傻眼,完全不晓得是怎样。只能说,当时我开始感觉到学生的家长似乎态度出奇的强硬。接下来剧情更是急转直下。这个学生的家长,妈妈或是外婆,认为我打算以大欺小,跑到台北欺负她的孩子,于是「打电话去苹果日报的爆料专线」,告我一状。隔天早上九点初,该学校教务主任以兴师问罪的语气,问我不是说好没有媒体的吗,怎么她一大早去学校,就看见苹果日报的记者登门采访。靠,我当然立刻撇清啊!我记得我还说:「我用我的懒叫发誓,媒体不是我叫去的。」都用懒叫发誓了,学校当然是相信了我。不过学校说要保护学生,拒绝给我学生家长的电话(不是学生的电话,是家长的电话,我想应该没问题吧?因为学生家长也透过学校要我的电话啊,表示他可以接受我们聊聊嘛!),老实说那时我心情超烂的,几乎为此大吵了一架,但后来我惊觉是因为已请了下午的假却确定找不到学生恳谈,正在迁怒学校,我立刻道歉,教务主任也和缓了很多,双方后来好了,我也答应如果事情结束,我很乐意到某某高中演讲。我好奇问学校,那位学生有没有说他曾经看过我的小说。学校说,该学生「承认看过我很多小说,但就是没有看过恐惧炸弹」。嗯嗯。后来我在部落格里写下这段话:我在巨大的愤怒里常常无法仔细思考事情的脉络,容易发飙牵累别人,??即使理智没有被全数剥夺,高涨的情绪也会让气氛不由自主对立起来。??说是肃杀也不为过吧。??唯二庆幸的是,??第一,在突然惊觉自己入魔的关键时刻,??肯定还有诚恳道歉的意识(谈不上勇气,承认自己发狂了称不上勇气),??于是恰恰拥有让气氛瞬间缓解的好运气。??第二,我盛怒时还真的无法假笑出来虚应一下场面,??如此货真价实的情绪,到底是我很珍惜的。?????这样的人会吃亏多些呢,还是会幸运多些呢??就是指这件我跟学校差点吵架的事。

今年一月中旬,我接到了一封电子信,内容用我的话说一遍,就是来信者写了一篇小说,说很多人都说该小说很像我写的某篇小说,他请我鉴定一下,声称该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他独自发想完成的,如果构成抄袭他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我看了,非常不以为然。我认为该篇小说涉嫌了抄袭、或进行有重大道德瑕疵的改写——我生平第一篇小说「语言」。类似的情况很多,我收到的很多读者写给我的信,附上一篇他认为没有抄袭但周遭的人都说抄我抄得很凶的小说,他们都希望我看了之后能够回信,说他们并没有抄袭我的作品、一切都是创作上的巧合(曾有一个来信者写得尤其夸张,他惊叹地说:我不知不觉挥出了跟您一模一样的全垒打啊!)。我可以想象,如此他们就可以拿着我写的免死金牌,大叫:「九把刀都说我没抄了,你们叫个屁啊!」所以我一律毫不客气回击。这一次,我写了:「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很清楚。」通常这样就够了,我也没那么无聊整天在处理这种烂事。但这次没有如愿结束,他说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文字能力有有这么差啊)。我怒了,于是回信请他把小说贴上网(我当然有,但我没有将它贴上网的权利)。他则立刻回信,说没有办法耶,因为他已经把稿子拿去投稿文学奖,按照规定是不能公开发表该篇小说。这我理解,于是再问他投稿了哪个文学奖,他短短回应:「台北文学奖青春组。」嗯嗯,于是我便将此事放在心上,大略知道这个奖会于一月底结束评审、二月初公布比赛结果。就在过年前除夕前三天,我在乡公所吃早餐上网时,赫然发现这个奖正好公布了。而这个曾寄信给我的同学,得奖了。我非常生气,老实说再多的形容词就是在生气罢了。由于显而易见这位学生并不打算承认他涉嫌抄袭,我第一时间在网络上找到承办台北市文学奖的主办单位「印刻出版社」,打了一通电话给它。我说:「你好,我是作家九把刀,我想说的是,你们昨天公布的台北文学奖的小说组,有一篇作品涉嫌抄袭我的作品,请问我应该跟哪一位沟通?」对方:「ㄜ……九把刀打来的,我想你该接一下这通电话。」我有一点点高兴,经营严肃文学出版社的对方竟然知道我。电话换了一个男性,我重复说了一遍,只听对方慢吞吞说:「这样啊……那我晚一点请评审打电话跟你解释好吗?」我讶异,说:「我都还没有说是哪一篇作品涉嫌抄袭我的小说,也没有说是哪一篇我的小说被抄袭了,你请评审跟我解释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对方支支吾吾。我猛然醒觉:「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作品被抄了?」「这……对。」「那你们觉得对方没有涉嫌抄袭啰?」我的眼前一黑。「ㄜ……是。」「请问评审比对过我的小说跟对方的小说了吗?」我的声音已经气到颤抖。「是……是的。」「所以评审是要打电话跟我解释,为什么那不是涉嫌抄袭我的小说吗?」「是这样的——」「那不必说了,我自己有自己的办法。」我断然拒绝再说下去。「不好意思,请问是什么办法?」「我自己找媒体,谢谢。」我发疯地挂掉电话,然后开始在网络上搜寻关于这个非常具有历史、地位、传统的文学奖的任何数据。但由于这个奖刚刚才颁奖,数据很有限,但还是让我找到了蛛丝马迹,包括该学生就读的学校。在寻找的那段过程中,我的怒火依旧持续,而且越来越爆炸。我真的很怀疑,那些评审真的比对过两个小说吗?如果同时都看过,怎么会没有发现其中有非常重大的道德问题呢?如果这两个小说就因为没有完全照抄的情况,就可以说不是涉嫌抄袭了吗?但我气归气,还是知道我在怒气之中所作的判断会出问题,于是到了中午,我在请半天假回家清屯(擦神像跟祖先牌位啦)的途中,打了一通电话给拥有「语言」版权的盖亚出版社,并把文章都寄给他过目、一起判断。跳过可能会让「文人」听起来不舒服的「经纪公司」,盖亚出版社老板是我非常信赖的朋友,我委请他帮我跟印刻出版社沟通,希望对方可以重新评估(其实我很怀疑那些评审真的有比对过吗?那五位评审可都是非常有文学地位的菁英份子,应该看得出来即使没涉嫌抄袭、也拥有重大的原创性不足的道德问题?),毕竟盛怒的我可能会做出不好的判断,而盖亚老板拥有我当时最欠缺的理智——我应该答应听听评审想对我做出的解释的。当晚,我接到来自盖亚老板的电话。大意是他打电话给印刻出版社的老板初安民先生,但初先生还是说评审说过、两篇文章比对了一致认为都没有任何问题。还说了一些文学奖主要目的是想鼓励学生等等之类的话。我听得很震惊,确认自己第一通自己打过去的电话没有听错。还有些愤怒。正在开车的我怒到立刻跑到最近的麦当劳,坐下来,写了一份涉嫌抄袭对照表(老实说我超级不愿意浪费时间干这种事的),打算拿给印刻出版社,请他们睁大眼睛。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也想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缓冲那股愤怒,所以就暂时不处理(其实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并在这段期间内反省自己在怒气腾腾下会有多不理智。我觉得,我在第一通电话尾巴说我要找媒体,真的是太可怕了。那不是正义。那只是在挥霍我的愤怒。我静了下来。这段期间经纪公司也听我「交代」了此事,公司说要代我出面处理,说我都不要出面,才是最保护我自己的作法。但我拒绝了,说我要好好想一想。这得说,我在处理作品被抄袭的事件,有过一次非常后悔的经验。如果时光可以重来,我不会在政大抄袭事件(请见维基百科,查询九把刀)中,在盛怒下把对方的名字贴上网,然后用比对文进行集体狂鞭。那是我非常难受的经验。唯一的安慰,就是该涉嫌抄袭的人最后回应我的道歉文拐了个弯不承认自己有抄袭,那种道歉就省省吧。在政大研究生抄袭事件(对不起了政大,我不知道还可以用哪个代号取代政大两字,你们很虽)后,不久,2007年一月份又爆发出太阳氏出版社底下的一个虚构作者葛蓝,抄袭了我许多篇的作品,商业出版成书的事件。说是「虚构作者」,是因为这个笔名不是专属于一个人,而是该公司的几位编辑共享,大家一起写,而其中一个女生编辑抄了我的专栏跟小说。这很严重,因为这可是商业出版的抄袭行为。我很生气,但这次总算是奈住了脾气,请经纪人帮我约对方的出版社到公司谈判,看看该怎么解决。到了谈判当天,我开始烦恼,如果对方猛道歉,我一时心软窘迫,就毫无立场、什么都原谅了该怎么办?失去立场,也就等于没有原则。经纪人晓茹姐素知我的个性,笑笑建议我到公司的小房间(当时王传一在里面练吉他,功力有待加强)里待着,由公司穿好西装的专门律师跟她去面对对方,我则专心等候结果,直到对方离去再叫我出去。我赶紧说好,很孬种地躲进小房间,但我有个但书:「晓茹姐,如果对方承认了,千万不要为难她,请出版社回收抄袭实体书、再赔偿已售出的实体书版税就好了。」晓茹姐很认真:「还要加上登报,对其他可能抄袭你的人才有警戒效果。」我:「也好,不过如果对方说她没有抄袭只是过度引用,妳就开我房间的门,我要当面跟她说,那我就提告好了大家都别啰唆。」就这样,我一直没有走出那小房间的门。据晓茹姐说,对方一直掉眼泪,说真的是她不对,她愿意负起一切的责任跟赔偿。气氛一直很好,就只是确认几个步骤,例如要回收并销毁那本抄袭作品,并赔偿已经实际销售出去的实体书的版税,由出版社登报致歉。小插曲是,我们建议登在艺文版比较便宜,而对方竟觉得头版比较便宜。最后对方打电话给报纸询问头版小启事的价钱,发现超级贵的而作罢——最后当然还是买了非常小的艺文版意思意思啦。圆满结束后,我独自回到旅社。我一想到对方掉眼泪的画面,就觉得很难受。我做了什么?如果小内犯了错,被一群拥有「经纪公司」跟「专业律师」头衔陌生人给围着,她会多么害怕?我会多希望那些人能够相信她真的不会知错、后悔了。我大概是哭了吧。于是当晚我写了一封信给她。这封信,从来只有小内看过。是我珍贵的秘密。那几乎是我一生的信仰——没有这个善良的信仰,什么战斗都是假的。很难受,很没原则,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是真实的,我想了很久还是决定将那天晚上我写她的那封信公开。女孩,我知道妳很可能在看我的部落格,妳放心,公布的信件里没有任何妳的资料。如果妳有任何不快,对不起。来源:gid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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