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3

命运中的花楸树,记女诗人茨维塔耶娃

图片 1读过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后,才知道世界还有这样一种美丽的植物——花楸树。国内目前已有的茨维塔耶娃诗集我大致已经读过,但很遗憾《接骨木与花楸树》这本,至今还没有找到。花楸树,在我的想象里,是一种高大挺拔的树木,开着漂亮的金黄色花朵,为什么是金黄色的花朵?不知道,只是觉得应该是金黄色的,而且非常艳丽,赫赫挂满了整个枝头,就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诗人茨维塔耶娃很敏感,或许这金黄色的花楸树花朵才能引发她写诗的激情。18岁的茨维塔耶娃出版了《黄昏纪念册》诗集,立刻受到了文坛的关注,文学前辈勃留索夫从中看到了象征主义的遗风,而古米廖夫则认为诗歌中流露出深切关注日常生活的艺术倾向。在遥远而辽阔横跨欧洲与亚洲的冻土地上空,闪现出一颗耀眼的诗歌星辰。诗人的命运注定是要经受磨难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艾伏隆应征入伍以后,她陷入了无尽的贫穷与无助之中。两个女儿被送进了育婴院。不久,小女儿伊丽娜在育婴院饿死,大女儿阿利娅由于患病被退了回来——这段日子,是茨维塔耶娃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日子。尽管这样,她把对丈夫和女儿的思念以及生活艰辛的熬煎,化作缕缕不绝的诗情,1921年,出版了诗集《里程标》。这时的茨维塔耶娃更多地掺进了生活的苦涩,流露出对前途的无限忧虑以及灵魂深处的挣扎、渴望和困惑与矛盾。不久,艾伏隆跟随溃败的弗兰克尔军队流亡到捷克的布拉格进入大学,茨维塔耶娃申请出国与丈夫团圆,也到了德国的柏林,在这里,她遇见了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连续出版了《别离》《天鹅营》《手艺》等诗集,诗歌节奏铿锵,意象奇诡,山羊一般跳荡的思维,往往使用破折号、问号、惊叹号,密集的语言制造出出乎意料的视觉形象,把茨维塔耶娃推上了俄罗斯诗歌史的巅峰。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属于“豪放派”,直抒胸臆,长江大河一般的豪情与波澜壮阔的气势席卷而来,她的性格光明磊落而且倔强,灵魂里轰响着刚健有力的音符。她在1921年4月27日写出的《不知道分寸的灵魂》:不知道分寸的灵魂,鞭笞派和暴徒的灵魂。渴望鞭笞的灵魂。灵魂——面对刽子手,仿佛飞出橄榄石的蝴蝶!不能忍受屈辱的灵魂,这些不再能焚烧巫师的屈辱;粗布衣衫下冒烟的灵魂,像高挺的松树一样燃烧……噼噼啪啪作响的异教徒,——萨伏纳罗拉式的姐妹——灵魂,一根令人尊敬的麻杆!茨维塔耶娃与女儿阿莉娅这是茨维塔耶娃风格比较典型的一首诗,文字犹如铁钉一般,字字都闪烁着寒冷的蓝颜色的光,敲进人的灵魂里,具有多重的思想内涵。在艺术描写上,她给了描写对象“灵魂”以强烈的视觉意象:“飞出橄榄石的蝴蝶”、“粗布衣衫下冒烟的灵魂”、“像高挺的松树一样燃烧”、“一根令人尊敬的麻杆”——“灵魂”这一抽象而难以言喻的东西转喻为日常的物象,一下子给刻画了出来,并给这些“灵魂”的物象注满了思想的力量。为了使诗句更有冲击力,茨维塔耶娃灵活地使用标点符号,使这些标点符号成为整个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至少在艺术结构上产生了审美作用。
来源:文学报

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1892—1941年,俄罗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剧作家。茨维塔耶娃的诗以生命和死亡、爱情和艺术、时代和祖国等大事为主题,被誉为不朽的、纪念碑式的诗篇,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

  茨维塔耶娃6岁开始写诗,16岁发表作品,18岁出版诗集,19岁放弃学业到诗人沃洛申主办的“创作之家”,专攻创作。她接连出版了两部诗集,充分显示出才气,引起文坛瞩目。

幸福童年

  她在“创作之家”结识了大学生埃夫伦。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结为终身伴侣。但他们只拥有十分短暂的幸福时光。

茨维塔耶娃于1892年10月8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伊凡·弗拉基米诺维奇·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之一。母亲玛利亚·
阿列克谢罗夫娜(婚前姓氏为缅因)有德国和波兰血统,具有很高的音乐天赋,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除音乐熏陶以外,母亲还给孩子们讲故事,诵读诗歌,教导她们不要在乎物质的贫困,而要崇拜神圣的美。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茨维塔耶娃逐渐滋长了对诗歌的信念:“有了这样一位母亲,我就只能做一件事了:成为一名诗人。”正是在“音乐和博物馆”中,茨维塔耶娃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埃夫伦应征入伍。十月革命时他所在部队被红军击溃,他本人生死不明。茨维塔耶娃焦虑万分,但没放弃创作。她写了数以百计的抒情诗,还有好几部长篇叙事诗和诗剧。1921年和1922年出版了两部诗集。她的创作已臻成熟,在诗坛的地位也已确立。

1906年秋天进入女子寄宿学校以后,茨维塔耶娃开始深入地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经典诗人的作品,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歌,重温童年时妈妈灌输到耳朵里的韵律和节奏,接触到歌德、海涅和其他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灵魂深处滋生了终生不衰的浪漫精神。像许多同龄少女一样,这个阶段的茨维塔耶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满怀对现实生活的叛逆渴望,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据说,她爱上了一位大学生尼伦德尔,为他写下了大量的抒情诗,而对方表现出的冷漠使其痛不欲生。于是,她买了一把手枪,到一家曾经上演过她心爱的法国作家罗斯坦的戏剧《雏鹰》的剧院自杀,幸亏枪内装上的是一颗哑弹,才没有酿成悲剧,但由此也可见出诗人孤傲、刚烈、极端的性格。

  爱伦堡出国访问时得知埃夫伦在布拉格读书,便马上告诉了茨维塔耶娃。她欣喜若狂,携女儿出国,同失散多年的丈夫团聚。初到国外,茨维塔耶娃受到俄国侨民作家的热情欢迎,几家出版社争相向她约稿。两年内她出版了6部诗集,刚过而立之年已登上事业的巅峰,成为俄国流亡作家中的佼佼者。她满怀雄心壮志,着手创作大型作品。

图片 2

  不久儿子穆尔出生。为了爱子的教育问题,她没等丈夫毕业,便带着儿女移居巴黎。埃夫伦毕业后也来到巴黎,但因病不能工作,生活的重担完全压在茨维塔耶娃的肩上。

崭露诗坛

  女诗人在巴黎的处境每况愈下。因为她那孤僻、高傲的性格,也因为她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引起侨居法国的俄国人的不满。她写成的诗稿不计其数,但无处发表和出版,不得不束之高阁。全家失去了这惟一的经济来源,只靠女儿阿利娅钩织帽子每天挣5个法郎来维持生活。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在饥饿线上挣扎。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回到俄罗斯,但我知道直到最后一行诗,我都要写得铿锵有力……”

根据茨维塔耶娃的自述,她六岁时便开始诗歌练习,此后一直没有中断。1910年,这位18岁的少女自费出版了诗集《黄昏纪念册》,它引起了不少文学前辈的关注,其中有勃柳索夫、古米廖夫、沃洛申等。勃柳索夫从中看到了象征主义的遗风,古米廖夫则为其中所流露出的日常性关注而欣喜,因为它们恰好吻合了阿克梅主义的创作原则——让玫瑰自己来叙述玫瑰;至于沃洛申,除了对这部“年轻而幼稚的书”加以鼓励外,还亲自拜访了诗集的作者,这一举动成了他们真挚友谊的开始。在这部诗集中,茨维塔耶娃几乎是无意识地实践着她后来所遵循的一个创作原则:“地球上人的唯一责任——便是整个存在的真理”。她把生命当成寻找真理的启示,而将写作认做通向真理的道路。

  在异邦他乡遭到冷遇与歧视,使得她思乡之情倍增,写下许多怀念祖国的诗篇:

1912年1月,茨维塔耶娃嫁给了一名民粹派分子的后代——谢尔盖·艾伏隆,并将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神奇的路灯》题献给他。但是,这本诗集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好评,阿克梅诗人、“诗人车间”的成员戈罗杰茨基和古米廖夫作出了不太友好的评价,而她素来敬重的勃柳索夫也流露了明显的失望情绪。对此,茨维塔耶娃的反应是:“我如果是车间的成员,他们就不会如此辱骂了,可我永远也不会加入车间”。她认为,诗人应该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束缚的。果然,她不仅一直没有成为阿克梅派的成员,甚至独立于所有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之外,与当时占据文坛主流的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等保持着恰切的距离,尽管她与这些流派中的许多人都有私交来往。这种游离状态自然给她的生活和写作带来了很多困难和不便,但对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却大有裨益。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集《摘自两本书》中这样写道:“我的诗行是日记,我的诗是我个人的诗。”

  你啊,我就是断了一只手——/哪怕是一双!我也要用嘴唇蘸墨/在断头台上书写:令我肝肠寸断的土地——/我的骄傲啊,我的祖国!

彼得堡之行

  又如:

在俄罗斯诗歌的历史上,上自“文学之父”普希金,下迄“白银时代”诸诗人,彼得堡以其美丽的风光和厚重的历史一直受到诗人们的青睐,以至于被看作俄罗斯诗歌的象征。1916年冬天,茨维塔耶娃有过一次彼得堡之行。这次旅行成了她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彼得堡作为诗歌之母,仿佛以阴柔的力量孕育了她在诗歌中歌颂“阳刚的”莫斯科的意识。她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莫斯科诗人的价值,决心要像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热爱彼得堡似地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莫斯科。为此,她写下了组诗《莫斯科》,莫斯科有她熟悉的博物馆、熟悉的音乐厅、熟悉的小路、熟悉的小树林、熟悉的广场与教堂,而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的肋骨承受着一切”,那是她的诗歌之根,也是她介入生活的出发点。

  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一切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然而路上如果出现树丛,/特别是那——山楂树……

阿赫玛托娃在她的心目中,是“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是“金嘴唇的安娜”(希腊神话中雅典娜式的智慧女性),她的名字就像“一个巨大的叹息”,她为此要献给阿赫玛托娃“比爱情更永恒”的礼物,亦即诗人自己的心灵,然后,像一名两手空空的乞丐似地离开。不过,与对勃洛克的崇拜不同的是,茨维塔耶娃向阿赫玛托娃投去的是一位天才诗人对另一位天才诗人的敬意,她们之所以能成为“星星”、“月亮”和“天堂的十字架”,是因为都是“大地的女人”。

  1935年帕斯捷尔纳克到巴黎参加反法西斯大会时来看望她一家。埃夫伦和阿利娅向客人述说了茨维塔耶娃的处境。他们认为她应当返回俄罗斯,因为作为一个诗人,她在巴黎毫无出路。茨维塔耶娃本人也征求好友的意见。而帕斯捷尔纳克一想到祖国大地上发生的事情,担心她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没敢提出自己的明确意见,她的回乡之梦就这样拖延了下来。

图片 3

  德国进犯捷克,激起女诗人的满腔怒火,写下著名组诗《献给捷克》。她用笔参加战斗,丈夫和女儿则以实际行动投身于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1937年满腔热血的阿利娅返回祖国。埃夫伦的政治态度也由中立变为拥护共产主义。茨维塔耶娃同儿子在巴黎无法再呆下去了,1939年终于返回她日夜思念的俄罗斯。然而仅仅过了两个月,毁灭性的打击便接踵而至:8月27日阿利娅突然被捕,10月10日重病在身的埃夫伦也被抓走。她顿时从充满希望的云端被重重地抛到了绝望的深渊,想到了死。但为了儿子,她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接受命运的挑战,一面为女儿、丈夫奔走求救,一面从事翻译维持生计。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