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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艺术专门的学业座谈会和典故片创作会议上的说话,一九六〇年郁蒸11日

  亲爱的聪儿:好久没写信给你了,最近数月来,天天忙于看报,简直看不完。爸爸开会回家,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真兴奋。自上海市宣传会议整风开始,踊跃争鸣,久已搁笔的老作家,胸怀苦闷的专家学者,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但是除了北京上海争鸣空前外,其他各省领导还不能真正领悟毛主席的精神,还不敢放,争鸣空气沉闷,连文物丰富的浙江杭州也死气沉沉,从报纸驻各地记者的报导上可以看出,一方面怕放了,不可收拾,一方面怕鸣了将来挨整,顾虑重重,弄得束手束脚,毫无生气。这次争鸣,的确问题很多,从各方面揭发的事例,真气人也急人。领导的姑息党员,压制民主,评级评薪的不公平,作风专横,脱离群众等等相当严重,这都是与非党人士筑起高墙鸿沟的原因。现在要人家来拆墙填沟,因为不是一朝一夕来的,所以也只好慢慢来。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这一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着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

  可是无论哪个机关学校,过去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这叫三害,现在大叫“除三害”)越严重的,群众意见越多越尖锐,本来压在那里的,现在有机会放了,就有些不可收拾之势,甚至要闹大民主。对于一般假积极分子,逢迎吹拍,离问群众,使领导偏听偏信的,都加以攻击。爸爸写了一篇短文,大快人心。但是我们体会到过去“三反”、“思改”时已经犯了错误,损伤了不少好人,这次不能闹大民主,重蹈覆辙,我们要本着毛主席的精神,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明辨是非,从团结——批评——团结的愿望出发,希望不要报复,而是善意的互相批评,改善关系,要同心一致的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当然困难很多,须要党内党外一起来克服的。

  波兰事件,起因于波兹南事件后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预。一九五六年六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暴露出波兰政府在处理工人罢工问题上的严重官僚主义,同时也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同样会激化成为对抗性矛盾。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提出进一步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法制等改革措施。随后,又决定在十月召开八中全会,准备改组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波兰局势的发展,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等人感到非常紧张。从十月十七日起,赫鲁晓夫一面令驻扎在波兰及其附近的苏军向华沙及波兰其他地区调动,一面率苏共代表团一行四人强行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苏波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我在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水平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但不可能什么都讲对了,有些问题是可以商榷、批判的,主要是引起同志们的共同讨论。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为什么我个人的意见就不能讨论修改呢?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就写信寄来。

  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尤金说:波兰党中央内部对一些根本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政策关系到苏联和东欧很多国家的利益。他们还准备改组政治局。苏共认为,波兰存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为了阻止波兰局势的这种发展,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去波兰。

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像我今天的讲话,只有两天时间考虑,是不成熟的。当然,讲话里有些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但不少是根据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做准备的。如果把这次讲话比作人形,那就只是一个胎儿,甚至是不足月的胎儿,能不能长大成人,现在还不知道。你们提出意见来,就可以使我在下一个场合讲得好一些。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毛主席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讲多次,我们常常听他反复讲一个问题,而每次都有新的发展。他希望我们提出意见,吸收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改。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学习毛主席,就要学习他的这种作风。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才能树立好风气。总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允许有不同的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造成这样一种空气,收到这样一种效果。

  十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又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三年来,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结果反而束缚思想。其实人家也还在想,只有不敢说不敢做。人又不是石头,哪有不思想的道理。现在我们要使人们把所想的都说出来做出来。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对《达吉和她的父亲》,认为是“温情主义”,先立下这个框子,问题就来了,就要反对作者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的束缚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直到有的同志说了好,他才放下心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其实关于人性论的问题早在二十年前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可是现在还有人在那里定框子,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人家所说所做不合他的框子,就给戴帽子,“人性论”、“人类之爱”、“温情主义”等等都戴上去了。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而这些都是从主观的框子出发的,是从定义出发的,那种定义又是错误的,并不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样办呢?二是联系家庭,挖出身的根子。我们认为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不能不问效果而只从动机上去推测。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历史和出身可以作连带的研究,因为我们从旧社会来,旧社会使我们身上带有旧的东西,有毛病,这必须承认,但不能随便联系,主要应根据今天的表现、本人的表现去判断。先定一个框子,拿框子去套,接着是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就不好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等出席会议。讨论结束时,已是零时四十五分。由于情况紧急,毛泽东立即约见尤金,刘、周、陈、邓四人在座。毛答复尤金,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且表示了中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马克思主义是有框子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有的是大框子。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我们还要改造自然,这又是多么大的框子!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现在要把这种风气反过来,但反过来并不能推翻那些大框子、大辫子之类的问题。比如出身、历史,就应当交代,使大家知道。大家帮助自己改正错误,错误的东西光靠个人在那里想,是不容易改掉的,要靠众人帮助。所以,那些大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的。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才能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首先从我们领导者改起,提倡这种正确的风气。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于二十三日赴莫斯科。

以上是开场白,是引言,下面讲六个问题,如果时间来得及,最后还讲一讲关于话剧的一些意见。

  十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一、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

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一九五九年我曾讲过,不能老去催作家,叫他赶写稿子。当然,有些稿子也要赶,例如报纸的社论,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斗争形势,必须赶写,以便配合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传统,如果写得不好,宁肯晚一天见报,也要把它改好。所以外国人常说我们发表意见晚。连国际斗争方面都可以这样做,国内的精神生产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搞指标、订计划、保证完成、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我说过,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一九五八年拍八十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一百零三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总之,要求得过多,就违背了多快好省的辩证结合。多快好省,要算总帐,算大帐,不能从每个人来提要求。比如张水华同志,你拍影片习惯于慢一点搞,应当允许慢一点,不必要求很快拍出来。又如做诗,我们的领导人中,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当然,陈毅同志的诗也很有诗意。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叫他少写。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但是把全国的精神生产加在一起,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仍是丰富多彩的。国画,像展出的江苏国画家《山河新貌》画展,就是很丰富的。我不赞成说只有江苏的国画好,虽然我是江苏人。应该说全国各地都有很好的国画。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要从全国作综合的计算,而且要集中力量,以求搞出更好的东西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讲清楚。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

有的同志提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有退赔问题,我支持这个意见。当然,怎么退赔还有待各部门的研究。例如,人家的意见是对的,你说他错了,批判了他,使人家的心情很不舒畅,难道不应该检讨一下吗?又如献稿费问题,人家本来是按照规定的标准领的稿费,但你却规定要献出百分之几十,这个规定又没有经过批准,而且,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就合适。比如农村,农民手里的粮食,可以提出若干作为公社、大队的储备粮,也可以出售一部分,但出售的收入应该按工分分给农民,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当然,也要有不同对待,如果是占用工作时间,影响本身工作的质量而写出的,就要有所不同。业余时间写作所得,就不能无偿占有。据说有人说,究竟谁的稿费归了公已经查不清了,不好退赔。这种话是领导者的话,是找出借口来不想退赔。实际上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还是应当退赔,退赔多少则可以公议。又如平调了作家的房子,为什么不应该退还给本人住呢?

文艺部门也有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问题。过去搞得多了,不合乎巩固、提高的精神。文教队伍搞大了,事业搞多了,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就应该同样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们要求中央文教部门搞一个规划,提请地方同志们讨论,加以约束。据说,有些地方、有些方面不愿意退下来。我看还是要从实际情形出发,要区别情况,有的是群众的爱好和自愿,有的是领导的要求。群众自己爱好,愿意保留一个流动剧团,大家出股子养活一个剧团,在社队之间巡回演出,这样的剧团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允许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剧团都要全民所有呢?当然,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应该防止旧势力复活,不能让班主、把头拿高薪。剧团工作是精神劳动,应该是主要演员、艺术水平真正高的人多劳多得。要允许他们搞合作社性质的剧团,而由地方党委和文化行政部门加以指导。这是一种,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为群众服务的。另外有一种,中央各部、地县领导机关,一定要搞一个戏班子,为少数人服务,这就要干涉,不允许保留。保留这种剧团是搞干部特殊化。剧团主要是为群众服务的,虽然也可以作些内部演出,但是应当有个界限。文化部门应在党委宣传部门指导之下订一个规划,脱离物质生产专搞精神生产的人不能太多。至于业余的,群众自己办,又不影响生产和工作,应该允许办。我们普及文化,主要还是靠业余活动来实现。

总之,三年来的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需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精神生产方面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规划一下。

  毛泽东的语气是婉转的,态度是明确的,暗含着对苏共领导人大国主义错误的批评,但没有说出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苏共领导人或许更容易接受些,这也适合当时中苏两党关系的实际情况。

二、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

说明一下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曲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以后,经过“三反”“五反”,证明了这一点。合作化后一个时期,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来势很猛、很广,可能认为我们改造旧社会所收到的成效很大,对阶级斗争在程度上有所忽视。毛主席预见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就讲到革命与反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一九五七年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阐述更清楚了。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右派猖狂进攻,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的面也许缩小了,但有时斗争还会很尖锐。阶级敌人在我们有困难、有缺点、有弱点时,就会猖狂进攻。但我们不能因为有阶级斗争就忽略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没有分析,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所动摇,或有所偏颇。

阶级斗争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还有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方面的。

属于政治性质的,敌视社会主义、要乘机复辟的,就要坚决反对,如右派猖狂进攻。去年农村中个别地区反革命分子篡夺领导权,企图复辟;或者待机而动,有时暗藏,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活动,到一定阶段猖狂地复辟。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地区。由于全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他们是挑不起大事来的。这一类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性质的,要警惕,麻痹了就会上当。这种问题在全国任何方面都存在,但为数极少。我们要站在人民立场上随时警惕,特别是当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时,更要注意。

思想斗争是长期任务。对于思想上作风上的问题,搞精神生产的文艺工作者要尤其注意。肃清旧的思想、作风是长期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受过旧学校的教育,今天的青年也会受家庭、社会旧思想残余的影响,所以旧思想旧作风在人们的脑子里或多或少地存在。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对于搞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更是如此。拿医生来说,我曾遇到过这样的医生,技术是第一流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脑子里有上帝,这并不妨碍他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我们家中有的老人也信鬼神,也还可以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嘛!这是可以允许存在的,是无法勉强的。有些老人终其生而无法改变,带着迷信思想进棺材,但他活着的时候仍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思想影响他的作风,由于信上帝就要去教堂,或到吃饭时要默祷一下,有些同志对此也看不惯,斗他一下,造成了社会上不必要的紧张和不安。当然,作为教师、作家,以此去教育青年,或搬上舞台影响青年,那就不好了。但要他们彻底改造,是不容易的。就以我们来说,是否对辩证唯物主义就认识得那么清楚了?思想上是否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了?很难说,也要不断改造。前面所讲到的缺点与错误,这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所引起的?但你能说我们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干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吗?人总是有缺点的。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自己虚心一些,帮助别人就好办一些。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

习惯势力,是指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从小做惯了,不以为是不对的。例如我们领导同志走到哪里,就把众人拦住,为我们让路,你要平等待人,就不行,有些人一定要把你搞得很特殊。我也不反对必要的警惕性,但本来是坐在一起的,为什么要隔开来?我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封建的,有时不自觉地就出来了。习惯势力在中国很多,如农村中急起来打人,就是一种习惯势力。这是从旧社会带来的,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来对待群众。戏里还有打板子的。《十五贯》很好,把打板子放到幕后去了。对于反革命分子,毛主席一贯强调反对用刑。对反革命尚且要教育,何况人民内部呢!但习惯势力常常是不自觉的,还要打人。最近知道有许多戏被禁演,也是按习惯势力去看问题,例如《秦香莲》,有人认为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士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戏对男女关系问题总是骂女的,对男人总是原谅的。我认为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习惯改掉嘛!不要以为干部就没有封建思想,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么?讲起道理,大家都同意,但一遇到具体事情,习惯势力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肃清,到二十一世纪也许能创造出新的习惯来,但在这一世纪,不要指望全部肃清旧的习惯势力。这里涉及阶级斗争问题。我们有时话说得不恰当,或开玩笑把话说错了,这是常有的。如果把这种情况都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斗争,人家就不能活了。所以,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有的已形成习惯,要长期才能改变。新风气不树立起来,旧习惯势力去不了。总之,对阶级斗争要具体分析,不要把对反革命的警惕性和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混同起来。否则,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不能形成。

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这里所说的改造,是从团结出发,并且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不要怕听改造这两个字。改造,包括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习惯势力的改造。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以为自己改造完成了,不需要再改造了,他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我常说,改造没个完,一直到死,那时也不能说改造够了,只是比现在好一点。改造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为了更便于团结,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除阶级敌人外,全国人民大团结。至于思想上是否有唯心主义、旧习惯势力,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些人都在我们团结之内。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有人却估计只要四年零八十天。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就是十三年。我看几个十三年也不止,也许更长,现在不好“算命”。思想改造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发展得更好,把文艺工作做得更好,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而不是“五子登科”,使大家很紧张。进行这项工作要和风细雨。毛主席讲:凡是思想改造学习,都要和风细雨,采取神仙会的形式漫谈。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从领导到文艺队伍,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些问题不是一次会议能够完全解决的,大家回去还要去漫谈,不能性急,不能又出一个新框子,要长期做下去,要有耐心,才能心情愉快。

一方面要进行阶级斗争,一方面要巩固统一战线。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就是统一战线。不仅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如此。李维汉同志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文章,在此不再多说。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些问题可以不讲了,不是的,那些原则仍然存在,只是三年来由于忙,这方面有所疏忽,讲得少了些。现在经过反右派,有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彼此更了解了。三年大跃进有顺利的经验,也有困难的经验,要更团结,更有信心,统一战线应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更缩小、更淡漠。这一点要肯定下来。要使得我们的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警惕性,一方面更加扩大和加强内部的团结。

  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

三、为谁服务的问题

为谁服务是个政治标准,任何文艺都有个为谁服务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我们的政治标准。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至于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文艺形式至少像周扬同志报告中说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电影、曲艺、摄影等方面,细分还不止,如戏曲中就有很多剧种。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像我今天的讲话,只能叫漫谈,就不能叫艺术。既然如此,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可是目前领导决定多于群众批准。当然,如果有政治错误,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言,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终究是少数。我看到四川一个材料。文化部一位副部长到四川说:川剧落后。得罪了四川人。当时一位同志回答:落后不落后要由四川七千万人去回答、去决定。我看这位同志很勇敢,回答得好!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上海人喜爱评弹、淮剧、越剧,要你北京人去批准干什么?领导人可以有喜好,有人爱看戏,有人爱看画,有人爱古董,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了戏说好,不一定就好,我们的话靠不住,各人有各人的爱好,怎能作为标准?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许可存在,没有权力去禁演。艺术家要面对人民,而不是只面对领导。这是不是主张反对领导呢?不是的。领导在政治上有权提意见,要政治挂帅,但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至于艺术方面,我们懂得很少。

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干涉少些。负责任主要指政治上,不要放任毒草,放任修正主义。但是一定要区分清楚,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不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当然要多样化,不能老是打仗。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就要去看香港片,这只能说明电影局的工作没做好;反之,一个打仗的片子也没有,让青年丧失战斗性,也不好。现代片多少,历史片多少,要大体上有个比例。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我们要有个比例,这种比例在不同地区、不同剧种中也要有所不同。有的剧种只宜于演抒情戏,打仗戏只能偶尔演之,如越剧团都是女同志,演《红楼梦》很舒服,演《追鱼》也还可以,演武打戏如《泗州城》就有困难。越剧是嵊县“的笃班”发展而来的,后来又吸收了绍兴大班的一些东西。原来有男演员或全是男演员,后来都变成女演员演,现在既允许有男女同台的,也允许全是女演员的。由于剧种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在安排剧目时必须考虑群众的需要。又如电影,农村、工厂宜于看什么片子,要不同对待,但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对于青年,要告诉他们革命之甘苦,社会主义来之不易,表现革命斗争艰难困苦的戏要多演,使他们不要忘本。创作题材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听上海的同志讲,有几个作者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硬要他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对他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本来是各显所长,百花齐放,结果成了一花独放,拿一个政治框子,把大家束缚住了。陈云同志关于曲艺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他身体很弱,很疲劳,需要另一种生活环境来休息,听听评弹,以便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评弹也有教育作用,艺术上很有特点,一个人表演很多角色,做多方面的表演。我过去对评弹不懂,现在觉得比北方大鼓还好,当然各有千秋。但我仍愿意听北方曲艺,因为听评弹的苏州口音比较费力,所以不如陈云同志热心。不能一定要我和陈云同志一样,也不能因而说我不赞成评弹,各取所需嘛!观众看戏看电影就是各取所需的。又如,我愿看散文、短篇,看长篇小说就没有时间。有时想看看不费脑筋的戏剧和电影,借以休息,但是不行,还是要想,要提意见,其实这是多余的,今后要解放一下,反正专家很多嘛!我们看了戏之后,受不受感染呢?也是受感染的。《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就回答了。我们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现在的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以政治代替文艺,就没有文艺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还有,搞文化工作要研究经济基础。如周扬同志所说,思想是先行,但文化建设高潮要在经济高潮之后。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漫无边际。文化事业、大专学校太多,超过经济发展的水平,就会使基础、使生产受到影响。说是为生产服务,结果适得其反,成为生产为文化服务,为文化而文化,最后消灭了文化。普及与提高,普及就要开展群众业余活动,在此基础上提高。现在我们做过头了,文化事业搞多了,队伍搞大了,占用了劳力,影响了生产,所以要缩短战线,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十月二十三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当天晚上,就在中共代表团住处,同赫鲁晓夫进行交谈。这时,苏共中央对波兰问题的方针已经转变,撤退了军队,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中央,形势已经缓和下来,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①随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党政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至此,波兰问题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推动下,比较稳妥地得到解决。

四、文艺规律问题

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周扬同志讲,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实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我觉得现在在这方面存在如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同一个剧目,到处学着上演,路子很窄。同一个题材,各地都写,大同小异。用同样的语言歌颂同一事物,把质量降低了。虽然目前文艺的数量离普及还有距离,但是当前主要的不是继续发展数量,而是要提高质量。提高质量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要求太急。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并不很多的。当然我们要超过他们;但是也不能“人人做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地发展的,数量总是超过质量,好作品总是少数。但是现在质量高的东西太少了。文艺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辩证的结合,创作好作品需要更多的准备。《社会主义好》是一首好歌,但是歌词太简单了。在大革命时有一首歌,名叫《打倒列强》,群众很爱唱。一共只有八句词:“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更简单,等于标语口号。但是那是一九二四年写的。现在过了三十七年,还是那么简单,就不好了。《社会主义好》的作词者不要紧张,我在这里不是怪作家;这是由于领导要求太急,所以只能是急就章。现在《洪湖水,浪打浪》更受群众欢迎,因为它既有革命的内容,又抒情,质量较高。这就是群众的批评,群众的选择。现在应当允许作家的写作时间多一点,不要催得太急。剧团也不要演那么多场,使演员能够劳逸结合。

2。原料和加工的问题。普通的实际生活总是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艺术作品。作家掌握了原料以后,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写成作品。现在应当更加着重加工这一方面,因此要多给点时间。《杨门女将》这出戏如果能由梅兰芳同志加工,可能更好些。

3。思想和业务的问题。思想很重要,是指导,必须加强思想学习。你们是“灵魂工程师”,思想总要高些。思想水平不提高,作品不可能写好。但是除了提高思想水平以外,还要精通业务,否则思想如何表现出来呢?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例如做宣传工作,不能成为艺术家。当然,宣传工作也要求有鲜明性,生动性。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经验和才能,必须有很好的修养,其中包括训练,否则见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也不能成为评论家。我今天的讲话就只能是漫谈,而不能算作评论。因此,一定要积累经验和才能,要不断实践,在实践中接受群众的考验。我们的艺术团体到国外去,人家对我们的艺术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培养非常羡慕。我国的艺术家有广阔的发展天地,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受人赞美,就更要提高,更往上发展,所以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现在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显然是错误的。

与此相联,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这些问题周扬同志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都讲过了。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这个口号不是我们提的。

聂荣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毛主席说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要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人中的第一个人对我们是有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利的。不讲革命的功利主义,空谈政治,不好。当然,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4。批评和讨论的问题。文艺作品要容许别人批评,既有发表作品的自由,也要有批评的自由;同样,既有批评的自由,就要有讨论的自由。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独霸文坛。我们提倡批评,也提倡百家争鸣、自由讨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大框框中争论,你说好,我说坏,都可以。光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人家就会说,还是批评家好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苏两党全力解决波兰问题的时候,匈牙利事件爆发了。

五、遗产与创造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厚今薄古。我们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历史的发展总是今胜于古,但是古代总有一些好的东西值得继承。所以毛主席要我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使它发扬光大,一代胜过一代,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更加发扬光大。

在中外关系上,我们是中国人,总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但是也不能排外,闭关自守,如果那样就是复古主义了。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但要“以我为主”,首先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不要硬加。《小刀会》是一个很好的舞剧,在上海演出时,其中的《弓舞》没有女的站在男的身上那些芭蕾动作,在北京演出时加上了。事实上在太平天国时代怎么能有这种动作呢?它同太平天国的历史背景不符合。《宝莲灯》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神话怎么能够那样演呢?也许他们考据出什么东西作为根据。一些器乐也是如此,总要来点西方情调,听来不和谐。在这方面,也许我有些保守。我是主张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要使它们不知不觉地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溶合在一起。这种溶合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不是把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不论学习古代的东西还是学习外国的东西,都是为了今天的创造,都要把它们溶化在我们的创作中。文艺总要有独创精神。也许《小刀会》中的《弓舞》,让女的蹬在男的腿上是一种创造,这可以争鸣。我认为把古代的、外国的东西吸收溶化在创作里,应该注意时代背景。写古代题材,女人不可能站在男人身上,写现代生活就不同些。据说安徽的《花鼓灯》是女人站在男人的肩膀上。但是我记得年轻时看群众跳这种舞是男扮女装的,从前根本不允许女的站在男的肩上。当然你们也可以驳我。我讲这一部分就是准备引起讨论的。

  十月二十一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改组、哥穆尔卡担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对拉科西时代实行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煽动对社会主义及其政党的不满。

六、领导问题

三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部分的。如何改正这些缺点和错误?中心问题在于领导,在于教育,在于深入群众,总起来一句话,要实行调查研究。毛主席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做调查研究的是领导者,领导者要有自我批评精神,不是层层对下批评。

最近听周扬同志说的一句话很顺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不仅统战部要做,宣传部也应当做。这话很对。本来宣传部应当广为招徕,门户洞开,但是现在党外人士不到中宣部来,可见门户不是那么洞开。统战工作不只是统战部的工作,而是全党的工作,不仅文化部、宣传部要做,组织部也要做,许多部门都要做。毛主席每年都要找章行老谈谈教育工作。我也还要对溥仪做工作。既然把他放出来了,总要让他做点工作,发挥他的作用。改造末代皇帝,这也是杜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嘛!否则为什么放他出来呢?

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希望你们回去也这样做。文艺团体的领导也要自我批评。这样就可以解除包袱,框框就只有大的,没有小的了,辫子就不会乱抓了,根子就不会乱挖了,帽子就不会乱戴了,棍子就不会乱打了。就可以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意气风发,行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繁荣。

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但是你们也不能封锁消息。不能认为这是我的工作,你不能管枣“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就无法合作了!任何问题公之于众总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得到大家的帮助,有什么不好呢?当然,调查研究不能成灾,事前应当有准备,应当写好提纲;还要自带粮票,注意节约。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别人的成绩,应当加以肯定。对问题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是整个领导错误,有的地方是个别错误,有的地方则很好,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教育干部。毛主席说,十一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可以得到教育,健康的风气才能造成,社会主义的文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活动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广阔。

  十月二十三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二十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也混进队伍。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的机构,后来又残酷杀害劳动人民党党员及政府官员,致使这场游行演变成反政府暴乱。

七、话剧问题

最后,我还想讲一讲话剧问题。

话剧几年来有进步,但是比起其他方面来要弱一点。什么道理呢?是由于不承认基本规律,不搞基本训练,似乎演话剧很容易,只要会说话就行。话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它包括剧本、表演、布景、灯光、道具等等。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的艺术化,话剧要通过语言打动人。话剧界的同志要我向毛主席做工作,请毛主席看话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话剧演得不像普通人说话,毛主席就会来看了。

话剧演员不仅要会说话,而且要会唱、会做,因此基本训练的内容是很多的。但是现在不大讲基本训练,忽视话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话剧团体的演出任务很重,一年将近三百六十五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使话剧不能被人接受。演话剧也要有别的修养,琴棋书画都要会一点,要成为通才。演《雷雨》,不熟悉封建社会的生活,演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就不像了。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我看艺术应当苦练,这虽是从话剧讲起,但应适用于各个艺术部门。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文化部在这方面应当有一个规划,定出一个恰当的比例。

解放以来,我们培养出很多人才,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还是不够的。杨秋玲在香港被称为“小梅兰芳”,但是实际上她离梅兰芳还远得很。如果不给她时间加强训练,过几年也会垮的。我们培养人才不能起一个垮一个。国家培养人才也要讲“成本”,当然,不是说要搞经济核算,但是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掌握基本规律,加强基本训练。这是第一点。

第二,演话剧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又无人,又有人。演员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千百双眼睛,就有些战战兢兢,当然演不好戏,因此要“目中无人”。现在剧场观众席是黑的,是为了让演员看不见观众。但是往往又产生另一种偏向:演员的心里也没有观众了。演员在台上背着观众说话,我们竖着耳朵都听不见。他们根本忘了话是要说给观众听的,戏是要给观众看的。所以演员要心中有人。

第三,对舞台,既要藐视,又要重视。所谓藐视,就是要敢于什么角色都演,好人、坏人都演。年纪大的人演小孩也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中演瓦夏和别佳这两个孩子的女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演得很好。但是光藐视不行,还要重视。舞台虽小,下面却有成千成百的人看着你,稍有疏忽,观念都会看出来的。所以要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

第四,演员自己要做到客观逼真,主观认真。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完全变成角色,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逼真。但是主观上要认真地演,演武松要像武松,演曹操要像曹操。应当是又像又不像,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加以摸索,许多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

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放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根据《周恩来选集》下卷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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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在十月二十五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选举卡达尔担任中央第一书记。

  就在二十三日晚上,正在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共代表团得到匈牙利发生暴乱的消息,刘少奇立即打电话报告毛泽东。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苏方开始并不接受这个意见,极力进行辩解,经过双方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在双方会谈的基础上,苏联于十月三十日发表《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共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对于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立刻在十一月一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这个宣言。

  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了解到,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并把保安队和保安机关解散,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牙利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方针?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出这些意见,并指出:在还可以挽救的时候,是不是尽最后的力量把它挽救一下,匈牙利问题同波兰问题性质不同,应该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这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一致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过了一天,苏共领导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三十一日晚,赫鲁晓夫等人到机场向中共代表团送行的时候,说苏共主席团已经决定,准备在匈牙利采取进攻的方针。②十一月四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同日,应卡达尔的请求,苏军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二日和四日,毛泽东两次召集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③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在原定讨论一九五七年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等议题外,还讨论了时局问题。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性讲话。在谈到波匈事件时,他进一步指出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④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⑤

  在八届二中全会期间,国际上又发生一个事件,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注。

  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发表演说。他提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有人把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强加在他们头上。而斯大林错误的产生,“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等等。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最后决定就目前东欧各国发生的问题写一篇文章。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毛泽东提议由胡乔木负责起草。两天以后,胡乔木拿出了文章初稿。十二月二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这篇初稿。毛泽东又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四月间文章的续篇。他说,文章可以更富于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对文章的要点,毛泽东重新作了构思。⑥

  从十二月十日起,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和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直到正式发表,共八易其稿。

  在讨论中间,他又讲了一些指导性和理论性的意见。

  他反复谈到,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对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开头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指出,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

  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毛泽东说,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⑦

  《再论》发表两天前,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颐年堂开会,对文章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吴冷西回忆说:会后,“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三个人就在毛主席住所后面的居仁堂(八大后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修改。我们修改完一部分,就由田家英给毛主席送去一部分。毛主席也看一部分改一部分。这样流水作业,一直到第二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清早,我们把最后一部分修改完,三个人一起到毛主席卧室去。毛主席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二十八日)广播,二十九日在《人民日报》见报”。⑧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这是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共中央就斯大林问题发表的又一篇历史性文献。围绕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尤其是波匈事件和以铁托演说为集中代表的国际共运内部出现的对斯大林问题的不同评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认识。这篇文章与前一篇文章相比较,涉及的问题更为宽广,对许多问题的论述更加展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再论》长达两万字,在篇幅上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在《一论》里,只是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那时,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问题刚刚出现,其严重后果还没有更多地显现出来,社会主义阵营及东欧一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也没有充分暴露。《一论》的重点,是要引导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这一客观事实,破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这种理想化的迷信。这个目的是达到了,而且被后来的波匈事件所证实。

  形势的发展,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再论》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又说: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再论》用上述观点,纵观国际共运的整个历史,尤其是一九五六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力求从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拘泥于对具体问题和具体事件进行就事论事的讨论。它以高屋建瓴的气势,理论性和政论性兼有的特色,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从国际转到国内。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⑨从一九五六年十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⑩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总之,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刚刚还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这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注意。

  ①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②以上根据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③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9页。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⑤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提纲,手稿,1957年3月1日。

  ⑥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8、69页。

  ⑦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2-74、77、78页。

  ⑧同上书,第80-82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年3月25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4页。

  ⑩中央农村工作部简报《关于退社和大社问题》,1956年12月6日。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55页。

  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怎么办?需要有新的方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的新课题。

  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出现的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学说来作出解释。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他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这一类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特别关心的三个问题。他强调,整风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①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时代变化的脉搏,萌发了一些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想法。

  这年十一月五日至十六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这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民主建国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民主建国会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现在不应当再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为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两面性中的消极一面已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了。另外,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地位,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在民建中央全会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一致。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高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复信中,欣喜地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接着,他谈了对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看法:“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消除所有的社会矛盾,有的矛盾解决了,有的矛盾仍然存在,还有新的矛盾会产生。但是矛盾的状况,包括性质和表现形式已发生变化。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怎么解决?他说:“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在信中,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矛盾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

  这封信表明,毛泽东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现象方面,已经形成了若干重要的判断。要把这些判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有更多的实践经验。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有人习惯地把它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在诸多问题中间,毛泽东最看重的是思想动向,在这一天的讲话里,主要就是讲这个事情。

  他说:“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列举了这样一些思想情况: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在好些地方的学校里发生学生闹事,有的地方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说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等等。

  谈到这些思想动向,毛泽东很自然地联系到苏共二十大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几次大风潮。他说:“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

  针对上面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一)要准备少数人闹事,搞所谓的大民主。对待大民主的态度应当是,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二)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三)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

  面对一年来国内外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③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共讲了七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制问题;农业问题。这些都是针对会上的议论和党内外出现的一些思想情况而讲的,是对会议的一个总结。

  除了第三点国际问题外,其余六个问题,都成为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为《正处》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党内就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不少顾虑。

  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发表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后来多次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

  对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上述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稍后《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费孝通的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回顾了广大知识分子是怎样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从原先的“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但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一种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当时所要做的,主要是批评在“双百”方针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以适应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

  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谈文艺思想问题,共二十八人参加,其中有几位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等也参加了。毛泽东想把近来思索的一些问题,先在小范围里讲一讲,吹吹风,看看反映,然后再到大会上去讲。这是他一贯的做法。

  毛泽东讲话一开头就说: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并且说: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抓住陈其通等四人发表的文章和一些人对王蒙小说的批评这样两件事,着重加以分析,是因为这两件事具有典型意义,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们反映出“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④这个问题,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的条件下,毛泽东想要着力研究解决的一个课题。

  毛泽东反复强调“双百”方针,因为他认为: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办法来解决。他说: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

  他提出批判胡适的问题,说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又说: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

  他说: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他又说: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些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⑤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题就是一个,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在争鸣和交锋中坚持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在争鸣和交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在他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指导全局工作,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他要在全党,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毛泽东选择了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方式,正式发表他的意见,宣传他的主张。这是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

  毛泽东在二十七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从下午三时讲到将近七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了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发表这样重要的讲话历来是非常慎重的,事前都要在小范围内先通通气,透透风,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以前,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先在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问题、敌我矛盾与是非问题讲了一次,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七人。从一月会议到第十次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三次会议之后,毛泽东才在一千多人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会前写了一个讲话提纲,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共十二个问题:(一)两类矛盾:敌我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二)肃反;(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四)资本主义改造;(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⑥后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时候,也就是这十二个问题,只是把第六、第十一两个问题的次序对调了一下。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基本上是照这个提纲展开的。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两类矛盾。他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是两个问题。但今天重点要谈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问题很多,占我们很多的时间。这两类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专政就是对付敌我之间的,解决敌我之间的这个矛盾的,就是压服敌人。只要不是敌人,那末就是人民,在这个范围之内就不是专政的问题,不是谁向谁专政的问题。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因为这些人有言论自由,有集会自由,有结社自由,有游行示威自由。所有这些是宪法上写了的,这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他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出来,有些人很高兴,来一下大民主嘛!他们所谓的大民主,几十万人到街上去了。他们似乎高兴这个事情。有一些同志,有一些党外朋友,他们搞不清楚大民主是对付敌对阶级的。另外有少数人是带有敌对情绪的,他们希望用大民主把人民政府整那么一下,学匈牙利那样把共产党整一下,就开心了。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以为欧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欢议会民主,说人民代表大会跟西方议会民主比要差,主张两党制,这一党在上,那一党在下,然后反过来。还要有两个通讯社,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一点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属于哪个范围呢?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说外国的自由很好,我们这里自由很少。我说,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抽象的、一般的自由,世界上就没有那个东西。

  在两类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他说:这个问题《再论》没有提到。但是大家知道,民族资产阶级是不放在第一类的,不放在敌我矛盾那一类的,是放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类的。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愿意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理由,民族资产阶级跟帝国主义不同,跟封建主义不同。工人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是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争取、团结、帮助、教育这样的方针,势必会走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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