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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收藏家的瓦尔特,藏书家为什么喜欢书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 1吴晓樵——————————————————————————–  德国杰出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近年来,渐渐为我国学界所重,也颇得我国读者的欢迎。继三联出版《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之后,我们在书店又陆续看到《本雅明文集》、《经验与贫乏》、《本雅明:作品与画像》以及《本雅明:思想肖像》等著作,掀起了中国的“本雅明热”。  本雅明一生集众多身份于一生,他在文艺批评、翻译(须知,在德国,他是翻译波德莱尔、普鲁斯特的先驱)、哲理思考、随笔写作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在书界,作为收藏家,本雅明也享有不小的名气,是为富有特殊魅力的爱书人。  本雅明是喜欢引文的作家。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引文构筑一部大著。在嗜好引文这点上,他似乎又与我国博闻强记、遍稽群籍的学者周作人或钱钟书相仿佛。  本雅明喜欢收藏引用奇书、僻书,以“城市街头的拾荒者”自许。  他在论述波德莱尔创作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一书里,就大量引用了罕见的史料,其中许多引文的作者都是无从查考的。他不仅是善本收藏家,而且还以收集援引奇警、罕僻的词句而著称,如在动笔写作名著《德国悲剧的起源》之前,他不无自豪地告知友人:他已为此积累了大约六百条引文。他说:“我著作里的引文如手拿武器、拦路抢劫的大盗,使倦游者的信念丧失殆尽。”  本雅明以收藏十九世纪的罕见儿童文学图书而著称。自1918年起,他开始收藏儿童书籍。经其后人扩充,据说最后达到二百册之多。他收藏有安徒生、豪夫童话的稀见版本。这些稀僻藏品大多配有大量的精美手绘铜版画或石印画。本雅明也十分看重这些画作。他总是力求搜全某一绘图者的作品。在这些绘图者中,他尤其欣赏一位名叫约翰·彼得·里泽尔(Johann Peter Lyser)的画家,收藏有他最好的作品,对其推崇备至。一位本雅明传记家评论道:这些现在大多已湮没无闻的绘图者的姓名就是今天也很难稽考,寻得蛛丝马迹亦非易事,往往需经年累月的搜求之功。不失为深得收藏三昧之的评。本雅明为其特藏撰写的《儿童书籍一瞥》(Aussicht ins Kinderbuch)成为爱书家传诵一时的著名书话。1975年,一位名叫朱斯(J.Drews)的研究者还特地编撰了《本雅明收藏儿童书籍索引》。  关于收藏家,本雅明曾经在一篇专论收藏的演说(Rede über das Sammeln)中这样论述:经验也如同物,如同书籍,那样可以收藏,书籍就是最好状态的物质化的经验。而收藏家则是这些经验的渊博的阐释者:“他几乎很少将它们捧在手中,例如他似乎,获得灵泉,透过书籍而去,窥见远方。”收藏家是孤独者,这是一种窥见远方的独步的孤独:“收藏家的愉悦,是孤独者的愉悦。我们在书籍里孤独地与在我们周围悄无声息的此在同处,在其间徜徉的人们接纳这一可靠的富于关联的沉默,难道这不是一种弥漫于回忆之上的幸福吗?”  在收藏物的过程中,真正的收藏家成为“物界的相术师”以及“命运的阐释者”。  1930年7月,这篇演讲发表于《文学世界》(Literarische Welt)周刊第29、30期,题为《我腾空我的藏书》。  收藏担负起“救赎”的重任。本雅明对收藏家情有独钟,他强调“收藏家的良知”、“收藏家的激情”。有关欧洲收藏的典故、收藏家轶事,本雅明也能如数家珍。他注意到巴尔扎克笔下的收藏家形象:邦斯舅舅。关于收藏家,巴尔扎克在《邦斯舅舅》中描写道:“在那里,可以常常碰到邦斯或埃利·马古斯这样的人,他们衣着寒酸,看起来好像是对什么都不在意,对什么都不关心;他们既不注意女人,也不注意橱窗中的陈列品。他们像在作梦一样默默地走着,他们的口袋是空的,目光无神;人们不禁要问:他们到底属于哪一类巴黎人?——这些人是百万富翁,是收藏家,是世界上最有激情的人。”本雅明说:“激情是收藏家的测泉杖,有了它,就能发现新的泉源。”在《爱德华·福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1937)里,他高度评价了艺术史家、《唐朝的雕塑》的作者福克斯作为收藏家所取得的成就。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克斯的最大功绩或许就在于,他披荆斩棘,以使艺术历史从大师名字的拜物中解放出来。”“观察那些人们根本看不起的、离经叛道的事物正是他的真正长处。通向这些事物的路——马克思主义仅仅指明了开端——是他作为收藏家完全自己开创出来的。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接近于疯狂的激情。是这种激情塑造了福克斯的特征。”  选自
《中华读书报》

  一

就像早期的艺术批评比较关注形式与情感因素一样,所谓当代艺术的综合理论研究则着眼于观念表征意义上的商品化。但是,尽管存在着无意而为的相似性,这种想法却并没有被经常用于分析研究,不论是诸如此类或是关乎特殊的艺术暗示。然而,马克思这样说道:“一件商品初看起来,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其外观所呈现出的琐碎细节,而且较易于理解。但是,对此的进一步分析却显示,实际上,商品是一件充满着玄妙神秘意味的优雅奇异之物”。(马克思
1974,76)

  有一则另类名词解释说:“藏书家——让书籍睡在家里,自己在门口守夜的人。”这无非说明藏书家是个走火入魔的爱书人。美国有人写过一本讲藏书家的书,书名
干脆就叫《文质彬彬的疯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就爱好藏书,他也多次教导自己的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收集书籍。”

商品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于是它与艺术实践的关联必须被建构起来。在这一关键点上,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艺术已经深刻而普遍地打上了商品化的烙印,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的教科书上所要去强调的。一方面,这种商品化的印记从艺术家对商品世界的描绘一直延伸到对商品化效应有意味的多元表述中(比如它对自我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艺术生产体制本身也已经被商品化了。在目前的状态下,处于生产体制与经济体系内的商品,它们明显地区别于独立、纯粹、自由这类修辞形态,并开始从根本上挑战现代主义艺术的产品,这已成为了一个重要现象。

  藏书家,应该说是爱书人可以冠冕堂皇地说出口的一项职业。严格地说,爱书人只有一小部分会成为藏书家,而藏书家则是最铁杆的爱书人。我也是个爱书人,因此,我最想干的第二个职业,就是藏书家,但可惜的是,这辈子没有实现的可能。

威尼斯手机娱乐官网,换句话说,商品化在现代艺术的各个层面上都反映出来,包括象征方面和材料方面,艺术品通过对世界的描绘而产生的意义,以及其本身的存在方式。然而,这又是一个现代艺术的悖论,既招致许多随之而来的对于其所表现出的理想主义、神秘主义的批评,而与此同时,现代主义艺术的商品化价值却随着其作品各方面的现实性的消减而不断增长。正像从描述到表达的这种普遍的转向,实际上却隐匿了作为现代艺术首要主题的商品化,以至于强烈而鲜明的风格恰恰掩盖了作为艺术品条件之一的商品性。

  我日常最爱做的事就是逛书店、书摊、书市,看到好书,不顾囊中羞涩买到手,然后辛辛苦苦扛回家,放到书架里,坐在书架前喘着粗气,怎么看怎么舒服。

与上述发展趋势的形式一致,如今我们正在看到,那曾经掩于尘埃之物重新显现。随着现代主义光芒的褪色,商品的两重性渐渐扩张到了艺术领域。后现代主义已经开始狂热地迷恋商品,它不再对这种现象感到忧心忡忡,而是急切地把商品奉为自己的主题和形态。后现代主义者无视所谓的朴素稳重,以及现代主义那种了无情趣的精英意识。后现代的消费者可以毫不歉疚地同时享受着美和物质。在商业文明环境中,被现代主义所冷落的满足和喜悦似乎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取。于是,任何有关商品化与艺术关系的思考便必须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就艺术的意义而言,今天已成为商品的艺术形态的影响是什么。

  时常被家人质疑,买那么多书能看多少啊?而对于每个藏书家来说,他首先要面对的便是人们的疑问。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发问:“藏书家收藏几辈子都读不完的书,究竟是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尚有疑问的领域,也是一个超越了现存语言的极其重要的、富有前瞻性的领域。不过,它非常强调商品化对于艺术之意义的判断,而问题的核心则在于现代主义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这是因为自由的神话不仅与商品化的物质形态相关,也与对前卫艺术的追求即引发批评的企图相关。而更尖锐的措辞是,就作为批评的要求而言,我们的问题关涉了作为商品的艺术的物质形态的影响和后果。那些无处不在的商品化,到底还能留给关乎志向的批评艺术多少空间呢,如果当真有的话?自由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明朗,前者通常被解释成相当于后者在现代艺术中的缺席。然而,另一种可能性却是并非如此,事实上它只是现代性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比如在不同的商品文化状态中。这暗示着一种维护现代主义,并批评商品化艺术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去理睬它。如果不这样,那就将其置于立场,将其视作从深刻而永恒的人性价值的体系中分离出的东西。这样的争辩虽然有点古板,却并非是必定错误的。而对此有利的是,它在作为历史形态的商品化以及永恒人性之间,赋予艺术以重要地位,于是我们得以建构起当下经验与早期经验或其他文化经验的关联。相反,它也可能被设置成一个非常逼真的理想主义陷阱,其高尚的情怀由于财富与闲暇的突然介入而孤立于商品化之外。财富与闲暇一直被理想主义所轻视,被当作与人性价值的密切关联中分离出去的东西。可能这样的问题我们宁愿只是默认,而不希望去作出决定。然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对商品的反思吸引了我。

  《世说新语》里说有个叫阮遥集的特别喜爱收藏木屐(木底鞋),家中收藏了几千双。这位藏鞋家几度感叹:“不知这辈子能穿完几双啊?”阮遥集的感叹,暴露了他并非合格的藏鞋家。他对他的藏品的考量还处于功用的原始状态,而不是收藏的愉悦和藏品的艺术性。

不过,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经济学基础上,即使仅仅只是揭示商品是如何经过长途跋涉,最终侵占了文化领域的空间。商品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在市场上用来换取金钱或其他商品的。在它最终被消费之前,它通常要被生产出来,或要适应于某种生产力方式,或要被挑选出来用于交换。为着个人消费目的的生产不是商品生产,“商品”是用来指称这样一种产品的术语,即当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

  写过《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的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被称为“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他就是藏书巨多的人。有人曾问本雅明:“你读过自己所有的藏书吗?”本雅明回答:“不到十分之一。”但本雅明反问那人:“难道你用过你收藏的所有名贵瓷器?”

然而,在那些少得可怜的定义之外,“商品”这个术语只是以特定的方式出现在那些经济学的研究论文中,而且和多种形式的意义有关,特别是批评的意义。自从“商品”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文化论争中开始,这些意义就一直伴随着它。因为进入文化论争的有关商品化的观点的出现,并不是简单而直接地从当代经济学论文中借鉴过来的结果。

  与那些收藏古董的收藏家们相比,藏书家的收藏动机的机理是相通的。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收藏的爱好进行了解释,他说:“收藏者并不
像购买会升值的股票那样把收藏品当做一种会带来利润的东西;相反,他把它们收集起来,置于自己的关怀之下,从而把它们永远地从市场上分离了出来,恢复了它们自身的尊严和价值。”

C·A·格雷戈里曾区别过两类经济论文的形式,后一种形式不断地挑战并最终在19世纪末取代了前一种形式。被取代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比如法国的弗朗索瓦·奎内、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德国的卡尔·马克思(尽管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模式)。随着1870年以后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这种典型范例被突然兴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不断堕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颠覆。在整个20世纪里,经济学提供了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普遍规则。至少在西方世界,早期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追随者,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了。这与我们当前任务的关联是,“商品”这个术语在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图式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而在现代经济学里,它被货品这个概念所取代。两者之间的区分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学是围绕着被抽取出来的个体的概念建构起来的,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环境中,个体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地占有其所希望拥有的货品量,比如在他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所有货品的情况下。在经济学的概念图式里,调节有限货品和无限期望的满意程度的管理机制,就是市场。但是,政治经济学却并非要假定这样一种所有个体都拼命争夺货品的情境,它只是希图通过生产过剩现象来解释社会经济体制的再生产。它注意到了一点,我们所探讨的社会并不是由原子的人所组成的,而是由阶级组成的。用格雷戈里的话说,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通过商品现象把物的表象与生产领域中的阶级关系结合起来”。(格雷戈里
1982,7-8)虽然“商品”这个术语主要使用于资本主义经济学里,但它也在各种基本货品——比如食品、原材料等——的交易中显示出特殊的意义。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对商品的批判分析以及它对社会的隐喻不会出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学里,而资本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了我们社会中的主导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商品作为对资本主义总体生产方式的基本分析的一部分,被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商品成为了如今的论文经常使用的术语,最近几年它被还广泛地应用于文化研究的论著中。

  路易斯·哈恩在《收藏家社会学》中说:“收藏家往往对艺术有强烈的亲和性,藏书家肯定也不例外。对于他们来说,书不仅仅是文本或知识载体,而且还是艺术品。”

在使用“商品”这个术语去指称那些在以市场交换为中心的生产过程中制造出来的产品时,我们必须更加注意两点。一是交换需要本身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就出现了,只要那里有劳动的分工和生产过程专门化。商品的历史要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悠久,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对人类社会来说也更为重要。人类学家进一步总结出商品交换体系和礼品交换体系的差别,这种区分在后现代主义的论争中显得非常适宜。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成功,也引发了维护文化价值的呼声,因为文化价值正在被无穷无尽的商品化浪潮所席卷。

  其实,藏书对于藏书家来说,既是一种精神享受,同时也是一种不可遏制的物欲。这种物欲的贪婪,与爱财的人对金钱的收藏有时并无二致。但面对爱财的人,藏书家从来都具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感。

但是,仅仅表明礼品与商品的简单对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注意经济体制与观念体制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分别以礼品交换和商品交换为目标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体系,表现出了不同的特性。礼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代表了单一进化图谱上的两个连续的阶段,这是传统经济学和早期人类学的主要产物。礼品体系往往被看作“原始的”或“古代的”典型特征,就像前资本主义或者文化那样,它会在面临“先进的”商品体系时不断衰落。在帝国主义阶段,这种理论的含义并不需要被进一步地强调。但是,近期的有关殖民主义影响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以及相关移民领域的研究,都指向了商品经济领域内的礼品经济的持续存在之状态。

  德国出版家兼藏书家卢修斯在《藏书的乐趣》一书中对收藏行为做了正反两面的评价,正面评价是收藏使得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并得到毕恭毕敬的呵护;而反面评价是收藏的原动力是一种贪欲,收藏家意欲建立一座宝库,这座宝库任何人不得靠近,有时甚至包括他自己。

礼品经济推动了一个新领域的开启,其往复循环的螺旋式影响使得文化研究显得生机勃勃。礼品理论已经达到了决定性共鸣的新层面,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旨在消除此前人们对商品化价值之疑虑的新途径。而结果就是,它提供了相互依存的人类以非此即彼的文化模式来进行选择,这种物品的交换迥异于古代。它当然可以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过度商品化的对立面而被重读,即以一种由于商品的出现而不断分裂的社交行为的名义而提出的反抗形式。正如伊文斯·普里查德曾经在那本马歇尔·莫斯1925年写的有关礼品的书的英译版的序言中提及的,“马歇尔·莫斯非常坦率地告诉我们,倘若我们无法为我们自己概括出结论,我们失去的是多么巨大啊,不论我们以另外方式获得了什么。以理性的经济体制替代另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货品交换不是无意识的,而是道德交易,产生并维持着人类个体之间、个人与集团之间的关系”。(莫斯
1967,9)

  二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什么的反面是什么,礼品和商品肯定是不同的。但从概念上讲,两者又并不对立。恰恰相反,两者都对第三个术语即“货品”表示了不赞同。货品的概念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既是主观的又是普遍的。试图找寻这类货品的个体,是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的个体。他所找寻的这些货品的市场,以及作为有限货品和无限欲望的中介因素的市场,是无处不在的。简单地说,抽象运动的资本主义模型,通过市场来解决平等的个体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需求相互冲突的方法,是非常自然化的。因此,从这种模型中分离出去的实际情境,就易被看作是偏离正道的,甚至是对市场的“天然的”调节作用的阻碍,即对资本主义的主观需求和客观交换之间的联系的阻碍。市场会最终消解这种偏离,假如“市场的力量”给予其机会的话,包括诸如国家计划和礼品传统的多元因素。

  博尔赫斯在《关于天赐的诗》中曾说:“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有书的地方是那么美好,藏书家的内心一定是把自己看作是上帝了,书的上帝。

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马克思所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试图调查实际存在的各种社会结构的“运动法则”,诸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对政治经济学来说,这类社会结构并非由假设为随意地相互影响的个体组成的,而是由阶级构成的。当这样一种分析的形式碰到它所不能解释的交换体制,也不能因此就把它看成是不正常的或不完善的体制而不予考虑。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求助于另外的解释途径和形式。实际上,这就是关于礼品交换体制的人类学概念,它是一种最先由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提出的,并在20世纪由马歇尔·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作出过暗示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观念进化。格雷戈里这样表述:

  在藏书家眼里,书是有生命的。不但是有生命的,而且还会把它们当做老婆和情人来看待的。

正如早期政治经济学家,这些人类学家的分析的集中关注点是特定社会制度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关系,而他们的理论的核心概念就是礼品。这就涉及到确定的社会情境中的物品交换所牵涉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它又必须与商品交换所牵涉的物品之间的客观联系相比较。礼品理论与商品理论是相一致的,从消费者与他们所期望的对象之间的主观联系着眼,两者都站在了货品理论的对立面上。(格雷戈里
1982,8)

  董桥在《藏书家的心事》一文中有这样一大段话,说得很有意思: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就像已经做的那样,当我们可以说商品和礼品是经济的概念时,并非在指称它们是一组经济学概念。两者都是从与经典范式——资本主义就是希图通过这个范式来理解其自身——共处于批评关系中的思想体系里获取其本身的意义的。

  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倒过来说,女人看书也会有这些感情上的区分:
字典、参考书是丈夫,应该可以陪一辈子;诗词小说不是婚外关系就是初恋心情,又紧张又迷惘;学术著作是中年男人,婆婆妈妈,过分周到,临走还要殷勤半天怕你说他不够体贴;政治评论、时事杂文正是外国酒店房里的一场春梦,旅行完了也就完了。

这种思潮和倾向,非常肯定地预示了商品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文化论争语言的道路,并解释了商品与文化为何会互相交融和共鸣。二战后的“长期荣景”极大地提高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这主要是在美国;而作为20世纪50至60年代的“经济奇迹”的结果,这样的繁荣也发生在了诸如西欧各国和日本等一些遭受了战争创伤的国家。一些有过类似经历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借此表达出各自不同的观念,颂扬的或是批判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美国的波普艺术和法国的境遇主义。在以“1968”(实际上这个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为旗号的激浪主义衰退之后,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批人于是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他们不得不试着去慢慢习惯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组织形态,以及似乎遭到了挫折——这种挫折不仅是没有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反而在试图理解其本身时也处于危险之中——的马克思主义。

  正像恋人之间的感情互相占有一样,藏书家与书籍之间
的微妙关系,有时还真难看出是谁占有着谁。《藏书的乐趣》里讲到:“藏书家与他的占有物之间不可思议的关系……物对于人的价值首先不在于它的功能,也就是它的实用性,而在于人可以将它看成它自己命运的活动舞台,从而研究它,爱护它。”真正的藏书家,把他自己的藏书,往往是看作与自己生命极为相关的情人了。

尤其富有意义的是,让-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法国知识哲学的传统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来传播的,其术语学也远比英美的知识结构更严密。因此,鲍德里亚在他的早期著作里使用马克思术语学来批判马克思,他指出商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那些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商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了,而成为了视觉形象。这种分析的影响之一,是强调甚至可以说是美化了文化的力量:准确地说那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副现象而描述的,并且列在“意识形态”(相对于“社会实存”)和“上层建筑”(相对于“社会基础”)的标题之下。在整个这一阶段里,许多艺术家持久地沉迷于商品化泛滥的现象里,特别是在那些这类情况非常普遍的国家里,就像美国。最终的结果就是,随着瓦尔特·本雅明早期的有关反思商品化的文章的译介,以及鲍德里亚1968年以后的作品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被大量翻译成英文,使得在一个极端的和复杂的概念框架内探讨艺术的形式成为可能,而艺术形式的趣味也已经明显地开始偏离垄断性批评语言,这就是现代主义。最终,原先在反传统的经济思想中可以被清晰表达的术语——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被忽略(这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英美那样强烈和显著)——又重新在充斥着对美国经验的典型描述的文化论述中显露出来。而我们也必须承认,鲍德里亚早期关于商品化的分析的意义,总是伴随着乌托邦式的想象,即非商品化的、自由的、象征性的交换。实际上,这与1968年5月他在混乱的街头革命文化中所观察到的东西有深刻的关联,并在理论上存在于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人类学”分支里,即马歇尔·莫斯所说的礼品的概念。正是通过这种隐蔽的渠道,马歇尔·莫斯文章中的第一句话中提到的那些事态才得以产生。

  公道地说,藏书家往往是各不相同的。他们收藏的目的也是不同的。

带着在经济实践中的对商品概念的暂时的理解,以及最近的文化上的后现代转向的话语方式,我们再回过头来考量商品化对现代主义本身发展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两点,一是这种影响最终可能会妥协或被同化的方式,二是这种影响进程所要付出的代价。其根本点在于,资本主义是在全球意义上建构有目的、有计划的生产模式的,在这种模式里产生了现代艺术生产的子系统。资本主义制度最先是以市场为主体建立的生产模式,因此在这种模式中生产出来的商品也呈现出了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的生产也是这样。马克思最初发表于1867年的《资本论》第1卷就是以“商品”为标题的,一共有100页。

  清代学者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将藏书家分为五等,他认为,“考订家”是研究学术,“校雠家”是整理古籍,“收藏家”类似图书馆,而“赏鉴家”是玩赏古
书,“掠贩家”是买卖古书。而在我看来,这个世上藏书家无非就三类,一类是搜罗收藏稀有图书,为了做学问;一类是寻觅收藏精美图书,为了当艺术品摆放起来;一类是猎奇收藏珍品图书,为了囤积将来卖个好价钱。我们可以把这三类藏书家分别称之为书的学问家,书的艺术家,书的商人。其实,即使是做书的商人,也
可以算作是高雅些的儒商了,因为他们对图书知识的了解往往不亚于一般学者呢。

从艺术与文化分析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关于商品的最有价值的评论出现在《资本论》的第1章第4部分,冠以“商品拜物教”之名。马克思在第1部分第3段确立了商品两重性的概念,它包括价值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事实上,马克思的分析学说比这要复杂得多,它所引向的是一个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有争议的思想领域:价值本质的理论以及对人所耗费的劳动力的鉴别,即劳动价值论。显然,在文化生产领域特别是对艺术来说,应用这种劳动价值论是有难度的。比如,马列维奇创造白底上的黑方块时,以及杜尚把自行车轮胎命名为艺术品时所消耗的劳动力,显然无法在最终产品的交换价值上,与以同样方式通过熟练的技术和工艺,制造一辆汽车所耗费的劳动力等同起来。艺术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生产和交换,而只要其生产和交换方式是普遍状态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就可以了。

  人们往往把藏书当作是富人的娱乐活动。对于藏书的资格是否与有钱相关,在网上是有争论的。一种观点是藏书家首先要有钱,越多越好,没钱一定成不了藏书家。要藏书,就得是有钱的闲人。爱书的人,经济如果宽裕,谁不想
收藏大量好书。而另一种观点更强一些,认为经济即使不宽裕,也可以收藏好书,因为藏书是靠长时间积累的;关键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藏书,钱并不是最关键的;有钱人往往是不藏书的,藏书的人往往是没钱的;甚至有人说:“富人藏娇,穷人藏书。”

无论劳动价值论本身有何困难,包括它作为经济学命题和它在文化生产中的具体应用,它对于商品概念与艺术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正如马克思特别提到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件商品就是一个人生产出来而另一个人最终使用的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但是,商品在市场上交换得来的不是钱就是其他的商品。这就是说,现代商品所处其中的最重要的关系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在他的《商品拜物教》中所论及的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带来的后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开始被当作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样写道:“商品于是成为一种神秘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对人来说,已经成了附着在其劳动产品中的对象性了……这是一种确凿无疑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在人看来,这种关系被假定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奇特形态”。马克思继续论述:“于是,为了找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必得借助于虚无缥缈的宗教世界。在幻想的世界里,人类的精神产品才成为与生俱来的独立的本质存在……同样,这也适用于商品世界中,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制造的产品”。(马克思
1974,77)这个过程,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简而言之,商品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支配力量。商品不再仅仅只是具有人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了,它更体现出了凌驾于人之上的力量,成为了人们尊崇的偶像,被争相追逐和攫取。在这样一种逆向运动中,随着商品和物逐渐人格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变得具体化和物化了。

  也有人说,当个藏书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有心(恒心和毅力),有闲(充裕的时间),有识(相关的基本知识),有钱(小康水平)。钱并不是主要因素,但它会在某个具体的事件中起关键作用。

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范畴,它直接开启了理解其他概念的途径。这些概念的重要性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是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拜物主义”、“具象化”、“异化”的三位一体。这些术语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现代社会心理学关系,以及人自身概念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只在我们感觉到一些东西的消逝时才会清晰地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有序的关系的最终失落,而相形之下,我们存在于世界中的割裂、疏离、痛苦的情绪却在弥漫和扩散。这个领域可以被认识为一个重要的“枢纽”,它是介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结点,前者被解释为社会学的、经济学的、资本主义制度“客观”层面的批判分析,后者则关注心灵的、个人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主观”层面的批判分析。这个处于精神与社会之间的,以及对世界的主观反应与世界的客观状态之间的分界面,已经成为了现代艺术形式的主要着眼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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